哈尔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161号
哈尔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哈尔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已经2007年7月5日市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张效廉
二00七年七月十一日
第一条 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规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持本市市区非农业户口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城市低保)制度，坚持政府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属地管理、社会化发放、接受社会监督的原则。
第四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部门组织实施。
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城市低保的管理和审批工作。
区人民政府所属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城市低保的管理和审查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劳动保障工作站（以下统称居委会）负责民政部门委托的城市低保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物价、审计、卫生、教育、工业经济综合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做好城市低保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城市低保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部门，定期按照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水电燃煤（燃气）费用、未成年人义务教育费用和物价指数变化等因素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六条 城市低保资金由市、区财政按照比例承担，分别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纳入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当年结余的城市低保资金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低保提供捐赠、资助，所提供的捐赠、资助全部纳入城市低保资金。
第七条 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城市低保标准的，可以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
前款所称家庭成员，是指同一户口并依法形成赡养、抚养或者扶养关系的人员。
未成年人、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人与抚养或者扶养义务人未共同生活的，视为共同生活。
家庭成员中的高等院校学生（研究生、留学生除外）、监外服刑人员计入家庭人口。
失踪、潜逃、狱中服刑人员不计入家庭人口。
第八条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下列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计入家庭收入：
（一）工作单位支付的固定性或者临时性工资和各类奖金、补贴等收入；
（二）出租、变卖家庭财产所得，各种储蓄、债券或者其他有价证券的孳息，以及其他偶然所得；
（三）法定赡养、抚养或者扶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抚养或者扶养费；
（四）继承的遗产、接受的赠与、遗属补助费、社会救济金、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改制并轨和破产等企业补偿金等收入；
（五）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以及经商、办厂等扣除必要成本后的收入；
（六）通过各种劳务性付出所获得的收入；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计入的收入。
第九条 下列各类项目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保健金以及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等；
（二）离休人员和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老工人的护理费；
（三）因公伤亡的职工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的津贴、护理费、抚恤金、丧葬费；
（四）独生子女费和在校学生临时困难补助金；
（五）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以及各项社会保险统筹费；
（六）社会组织及与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人员没有赡养、抚养或者扶养关系的个人给予的1000元以下临时性救助金；
（七）政府颁发的特殊津贴和一次性奖励金，省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八）城市低保人员再就业后，前3个月所得收入；
（九）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其他不应计入的项目。
第十条 无本市市区非农业户口的人员与持有本市市区非农业户口人员组成家庭，其月收入本人留存城市低保标准金额后剩余部分计入家庭其他成员月收入。
第十一条 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家庭的月收入，按照其申请前6个月（含申请当月）收入的月平均值计算；不能按月计算收入的家庭，其月收入按年总收入的月平均值计算。
第十二条 人均月收入低于城市低保标准的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城市低保待遇：
（一）在就业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下岗、失业、无业人员， 2次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职业介绍机构或者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等单位介绍就业岗位的；
（二）因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未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的；
（三）家庭成员吸毒、赌博、酗酒且不悔改的；
（四）家庭成员在中小学自费择校就读或者在高额收费幼儿园入托的；
（五）家庭成员在高额收费的高等院校或者系、专业就学的；
（六）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超出本市上年度城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标准1倍以上的（家庭人口不足3人的按照3人计算）；
（七）2年内购置或者中高档装修住房的（因拆迁购置经济适用住房的除外）；
（八）拥有汽车、摩托车、空调、高档宠物等非必需生活消费品的；
（九）1年内新购置彩电、冰箱、音响等单项价值1000元以上的家用电器及高档家具的；
（十）家庭日常生活消费水平明显高于本市城市低保标准的；
（十一）有投资股票等行为的。
第十三条 居民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应当以家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居委会提交书面申请，填写《哈尔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申请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对其申请1年内不再予以受理。
第十四条 居委会对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申请应当予以登记，并自收到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之日起12日内，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调查和初审：
（一）组织3名以上（含3名）城市低保工作人员入户调查；
（二）居委会城市低保评议小组对申请人是否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条件进行集体评议；
（三）经评议认为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条件的，将其家庭成员就业、收入等情况和评议结果，在社区公告栏内或者便于群众监督的醒目位置张榜公示5日；认为不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条件的，将有关调查材料和评议结果上报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
（四）对经过公示的，将有关调查材料、评议结果和公示情况上报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
申请人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居委会可以适当延长初审时限，但最长不超过10日。申请人居住地居委会有义务配合户籍地居委会调查了解情况并出具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居委会应当建立由群众代表组成的群众监督组织，完善城市低保工作的监督机制，定期公开城市低保对象的名单以及所领取城市低保金数额，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居委会上报的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书面申请、有关调查材料、评议结果和公示情况等之日起10日内，按照下列规定进行核查和评审：
（一）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城市低保评审小组组织2名以上（含2名）工作人员进行入户核查；
（二）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城市低保评审小组根据核查情况进行集体评审；
（三）经评审认为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条件的，将评审结果在便于群众监督的醒目位置张榜公示5日；认为不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条件的，将有关核查材料和评审结果上报所属区民政部门；
（四）对经过公示的，将有关核查材料、评审结果和公示情况上报所属区民政部门。
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可以直接受理尚未成立居委会的新建小区居民提出的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申请。
第十七条 区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上报的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书面申请、有关核查材料、评审结果和公示情况等之日起8日内，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审批：
（一）组织人员进行审核和入户抽查；
（二）对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以下简称《低保证》）和领取城市低保金的存折；
（三）对不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将不予保障的通知书委托居委会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人员在市区内迁移户籍，应当自户籍迁移完毕之日起30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办理《低保证》变更手续：
（一）由本人（或者其家庭成员，下同）将《低保证》交回户籍迁出地所属民政部门，户籍迁出地所属民政部门将其城市低保档案复印件交其本人并出具证明；
（二）由本人将城市低保档案复印件和证明交户籍迁入地所属居委会；
（三）户籍迁入地所属居委会在3日内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上报所属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核实后，由所属区民政部门在30日内办理变更手续，发给《低保证》。
在本区内迁移户籍的，由本人持《低保证》和居民户口簿到所属区民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办理《低保证》手续变更期间，城市低保金照常发放。
逾期不办理变更手续的，暂停其享受城市低保待遇。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人员户籍迁出本市区的，应当及时将《低保证》交回所属区民政部门，由所属区民政部门办理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注销手续。
第十九条 对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家庭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分类管理，并批准其享受相应的城市低保待遇：
（一）A类家庭为家庭成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者扶养人的家庭，按照城市低保标准全额享受；
（二）B类家庭为无劳动力（因护理家庭中的卧床病人而长期无法就业的有劳动能力人员视为无劳动力，下同）且无收入的家庭，按照城市低保标准全额享受；
（三）C类家庭为无劳动力，且收入仅有遗属补助费、赡养费、抚养费或者扶养费的家庭，按照城市低保标准差额享受；
（四）D类家庭为无劳动力，且收入有除遗属补助费、赡养费、抚养费或者扶养费以外其他收入的家庭，按照城市低保标准差额享受；
（五）E类家庭为有劳动力的家庭，按照城市低保标准差额享受。
第二十条 对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特殊人群，应当加发一定数额的城市低保金，具体数额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市财政等部门进行定期测算，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二十一条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下列社会救助：
（一）义务教育阶段在公办学校就学的，可以减免缴纳杂费。
（二）在城市低保人员医疗救助定点医院就医的，享受基本医疗救助或者大病医疗救助。
（三）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廉租住房。
（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由有关机构提供法律援助。
市有关单位对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就业、从事个体经营、供暖、供水、供电、供气、拆迁等方面，给予扶持和照顾。
第二十二条 城市低保金实行社会化发放，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人员持存折到指定银行领取城市低保金。
第二十三条 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对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家庭按季度复查和随时抽查，区民政部门应当按季度抽查，对收入发生变化的家庭，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办理提高、降低或者终止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手续，并张榜公布。
第二十四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应当对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人员的就业安置、有关人员享受城市低保等情况及时进行相互沟通。
工业经济综合等管理部门应当将在职职工连续6个月以上（含6个月）领不到或者未足额领到工资或者基本生活费的停产、半停产、长期亏损的企业名录，及时提供给同级民政部门，做好涉及城市低保的信息共享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以及居委会，对享受或者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人员进行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得虚报、瞒报以及出具虚假证明。
第二十六条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主动向户籍地居委会报告家庭收入变化等情况，接受复查和抽查。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每月报告1次家庭收入等情况。
（二）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主动就业或者接受劳动保障工作机构介绍的工作，每3个月通过户籍地居委会向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供有关单位出具的就业状况证明，报告就业情况。
（三）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每月参加户籍地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组织的8—12小时公益性劳动，不得由其他人员代替。
未主动报告家庭收入变化等情况的，暂停其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无正当理由3次拒绝参加公益性劳动的，取消其享受城市低保待遇。
对拒绝参加公益性劳动的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人员，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以资代劳。
第二十七条 从事城市低保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拒不签署同意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意见的；
（二）贪污、挪用、扣压、克扣、拖欠城市低保款物的；
（三）未按规定审批程序办理城市低保的；
（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影响城市低保工作正常进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五）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
（六）向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人员收取以资代劳费用的。
第二十八条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骗取或者冒领的城市低保款物；情节恶劣的，处以骗取或者冒领城市低保款物总值金额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家庭实际收入或者开具虚假证明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或者委托管理组织，继续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
第二十九条 干扰、破坏城市低保工作秩序，威胁、辱骂、殴打城市低保管理工作人员的，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城市居民对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低保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城市低保款物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家庭成员的各类收入的计算标准、应当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等规定，由市民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十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县（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1999年12月23日发布的《哈尔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2001年4月26日发布的《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哈尔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决定》同时废止。
证 明 责 任 特 征 与 性 质 新 探
李 强 (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摘要：对证明责任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的特征与性质的认定，直接影响着司法实践中对“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按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判决的合理和规范。本文通过对证明责任概念的三个基本特征的论述，以及对五种有代表性的性质学说的介绍评析，尝试论证得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责任负担和法院裁判规则的统一”这一性质结论。
关键词：证明责任 裁判规则 当事人责任负担
一、伴随着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则》）的正式施行，证据再次成为了诉讼法研究和论争的焦点。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规定的第73条第2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做出裁判。）将西方发达法治国家早已确立并大力推崇的“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判决”的裁判方式首次以有效的司法解释形式予以了明确认可[1]。回顾我国近现代法制发展历程，虽然诉讼法律体系对证明责任进行吸纳和研究的时间较早[2]，但由于新中国的法律在浓重政治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一味追求客观真实”、“片面注重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甚至“以法院主动收集证据取代证明责任是社会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区别”的民事审判思想[3]，令当事人举证作用始终难以受到重视，也使得我国诉讼法中对于“证明责任”的定义，始终只能停留在“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出的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4]这一简单且缺乏强制效力的层面上。而这一致命缺陷也让证明责任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认作是完备诉讼法律结构的“点缀装饰”而难以对实体裁判产生实质影响[5]。较之德、美、日等发达法治国家将证明责任视为法院裁判，特别是在诉讼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强行下判”的“决定性因素”、“民事诉讼的脊梁”[6]，我国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妥当的，长期以来众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都期盼着立法对证明责任在认识和规定上能有所突破和转变。
令人庆幸的是，顺应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在西方先进法律理念的冲击和影响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证明责任的性质首先在司法实践领域出现了变化，其中尤以审判阶段中“法官对证明责任的考察”方面最为典型。在考察的侧重点上，表现为从当事人主张的角度考察提供证据的责任，逐渐发展到从法院裁判的结果角度考察举证责任的分担；在考察的基础上，从以前简单粗糙地默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逐渐发展到考察判决结果（特别是在要件事实真伪难辨条件下做出的）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即考察“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判”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而在考察基础上观念和做法的转变，则更可被认为是对证明责任性质重新认定的一个重要标志。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法学理论在“要件法律事实真伪不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法院（法官）审理查明的目标和裁判认定的依据应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两个观点上已逐渐达成了肯定共识[7]，而当这两个观点也潜移默化渗入到我国法律界，特别是为实务领域的法官们所广泛接受之后，这种可概括为“从依举证责任表明权利主张到依证明责任决定判决结果”的转变，则无疑为最终将证明责任确立为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一类民事诉讼的最有力手段打下了十分牢固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理论法学界对证明责任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证明责任中最为基础的定义、特征和性质问题，也成为了各家理论交锋的前沿和主战场，围绕着证明责任的定义、性质的种种学说也使得诉讼法学界呈现出一片“争鸣”的繁荣景象。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这种学说上的争论交锋，最终往往成为了去伪存真、求得真理的最为快捷有效的途径，而理论学说上的所谓真理，事实上也往往是以将各家理论通过比较论证的方法提炼出相对合理的部分并加以整合而得出的相对最为合理的结论的形式存在的。面对我国目前仍处于学说林立，尚无定论的争鸣阶段这一现实，我想以下不妨对几家有代表性的证明责任性质学说进行一番简要介绍和评析，并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尝试得出一个个人认为相对最为合理的结论，虽不可称之为“真理”，但期望能为真理认识的最终发现起到些许积极作用。
二、（一）概念 借鉴各发达法治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明责任所下的定义[8]，考虑到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审判制度的特点[9]，尤其是结合最新司法解释对“将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则”予以肯定的新情况，我认为，证明责任（也称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客观举证责任）[10]，是指当要件事实无法查明时，负有证明其主张法律要件事实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被法院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的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
（二）从上述概念出发，我认为证明责任概念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证明责任以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作为前提和基础
较之“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几乎可以一手包办调查和审判，证明责任只能真正存在于对当事人举证作用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并配以一定强制性保障规范的“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国家。具体而言，举证责任（也即提供证据的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的分配会因诉讼类型不同，同一诉讼类型中种类的区分以及案件间个体差异而不尽相同，因此证明责任必须在明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发挥其在最后裁判中的决定作用。反之，如果在适用证明责任时脱离了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这个前提和基础，那不仅会造成所做出的裁判明显缺乏依据，没有说服力，而且将会使审判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条件下享有无限广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种缺少法律原则约束的“绝对自由裁量”对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当事人的利益只能是百害而无一利。
2、证明责任直接决定“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的裁判结果
依概念所述，证明责任只能在要件事实真伪难辨而又必须对案件做出即时裁判时发挥其决定性作用。这一功能也就决定了它总是与裁判结果紧密相连。明确这一点对法律和法官都有着重要意义。就法律而言，证明责任是在当今司法审判领域案件事实无法查明已逐渐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立法者为相对公正地解决此类诉讼而设立的一条“超级法则”，它有效弥补了法律对处理日渐增多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缺乏有效手段的缺陷，在保证法院对此类诉讼处理的公正性上作用无可比拟。就法官而言，在深谙证明责任是决定裁判结果的“胜负手”之后，则更应注意在决定适用证明责任问题上务必慎之又慎，斟酌再三。换言之，运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进行裁判的前提必须，也只能是要件事实确实依审判规则无法查明这一种情况，除此之外皆不能以此作为单独裁判依据。法官决不可轻易适用甚至滥用它作为解决事实复杂、不易查明的一类诉讼的“万金油”，而必须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督促当事各方积极收集、组织证据材料或自己在法定范围内依职权努力调查搜取证据以推动诉讼进行，以求达到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做出判决的理想诉讼状态。
3、证明责任由法律预先设定，是确定不移的责任负担
证明责任是一条抽象的法律规则，它的特性在于一旦被当事人所承担，即不会因法官或当事人的意志被忽略、否定或改变。证明责任的这一层含义虽未在概念中明确显现而是隐藏于文字背后，但其意义同样不可小觑。对于法官，证明责任是一条裁判的规则，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必须依从此规则的指引适用“证明责任法” [11]进行裁判；对于当事各方，证明责任是一项责任负担，它不仅直接决定着当事人在不充分举证而可能造成的要件事实无法查明情况下，被法院判以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而且间接决定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供责任的责任。因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之所以愿意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正是为了摆脱最终对己不利的证明责任。即提供证据的责任只不过是证明责任在具体诉讼中的“投影”而已[12]。结合审判实践来看，曾经被一些老审判工作者视作处理“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的“窍门”“绝招”的诸如“只调不判”、“各打五十大板”、强行归罪等做法，在确定了证明责任规则后，必须坚决杜绝；某些当事双方依合意对合同内容的解释以及对文书本身的解释而企图改变证明责任的做法，当然也应被认定为因违法而无效。
三、（一）当今我国理论界关于证明责任性质的学说不少，抛开将证明责任仍等同于提供证据责任的过时观点不谈，以下仅介绍现代意义（结果意义、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性质学说中有代表性的五种：
1、权利说[13]
此学说认为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是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1款（当事人有权……收集、提交证据……）所明文规定的任何人不能剥夺的法定权利，因此证明责任这一与当事人举证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也应该是一种权利，而举证不力致使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被判决承担的不利后果，只不过是当事人行使权利所承受的一定负担而已。显而易见，这种主观臆想的联系所导致的错误认识，是由于对证明责任概念界定错误或性质认识不清所致。权利的一大基本特性就是可由权利所有人自由选择行使或放弃，而证明责任显然是法律对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设定的一种负担，要求当事人只能被动承担，不可主动选择。持此观点者将“证明责任”和“举证权利”两概念进行类推混同，却根本无视二者在定义内容上的巨大区别，殊不知放弃举证权利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利后果，但由此可能造成的要件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却正是由证明责任确定放弃举证权利方的不利结局。
2、义务说[14]
此学说以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为依据，认为证明责任是与“举证权利”相互对应的一项诉讼义务，并认为不提供证据证明自己致使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被法院判决承担不利后果就是违反此义务的法律后果。此观点失误在于对“义务”和“责任”在法律上的意义产生了模糊。违反法律上的义务是会直接招致法律制裁的，而不负法定责任却并不会马上招来惩罚，而只是产生对责任人的不利影响。从这一显著区别来看证明责任，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判显然不能视为一种制裁，而是为防止法官拒绝裁判，求得相对正义公平的判决结果而采取的一种裁判方式，法律要求适用此方式的法官裁判当时仍须“心平如水”，不得对承担证明责任方先行存有打压制裁的主观偏见。
3、裁判必要说[15]
此学说认为在要件事实真伪状况不明前提下，证明责任是法院做出裁判的必要依据，即法院应判决承担证明责任一方败诉。这种学说的可取之处在于清晰表明了设置证明责任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但其缺点亦十分明显：首先，它将创立概念的原因直接认定为概念的性质，这未免有过于简单肤浅之嫌；其次，它也混淆了一对重要概念——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二者固然有着紧密联系，即有证明责任才会有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但是，证明责任侧重对象是当事人，强调不充分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要承担不利后果；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侧重对象是法官，要求法官以公正合理心理分配举证负担，进而做出裁判[16]。此外，即使二者都具有约束法官裁判行为的含义，但证明责任是将法官引向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判的前提规则，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则是“接应”证明责任并将其最终落实于判决的后续规范，二者在时间顺序和具体内容上仍迥然有别，法官裁判的真正必要依据是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而非证明责任。
4、当事人责任负担说[17]
如果说前面的“权利说”、“义务说”和“裁判必要说”或因年代久远、与现代理论脱节，或因定义偏颇较大，始终缺乏说服力而已逐渐被理论法学界所摒弃的话，那么“当事人负担说”几乎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诉讼法学界的通说。且由于这种学说紧扣字面进行解释，看似非常合法入理，故在司法实践领域也已被绝大多数法官所采纳。此学说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对照定义来看，这种经典的性质学说几乎无懈可击。但我认为，在法制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民诉证据规则》出台后，这个经典学说已不再完美。而其破绽正在于，它没有将举证责任被《民诉证据规则》所确立的、作为法院对“要件事实无法查明”类诉讼进行裁判所必须依据的“裁判规则”这一新兴而极其重要的性质包含在内。而未将性质内涵概括完全的学说，无论其阐述得如何经典美妙，都必然失之于完整和周延。
5、裁判规则说[18]
正是由于看到了传统经典的“当事人责任负担说”在证明责任的新性质要素——“裁判规则性”上的疏漏，近一两年来，着重强调证明责任的“裁判规则性”的“裁判规则说”开始出现。应该说，提出此观点的用意、动机都不错，但问题在于，将证明责任最终只确立为一项法律上的裁判规则，又是否概括完全了呢？我以为不然。传统的“当事人责任负担说”，即使不再经典完美，但它所肯定的“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被法院判决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负担”，却是经历了长期学术论争和实践检验而得出得一条正确认识，证明责任对于当事人的意义，也绝非一部司法解释或一个学说的出现就可完全抹杀和替代。否则，将证明责任只认定为立法者为解决“事实真伪不明”类诉讼而确立的、法院在裁判时必须遵循的法律规则，最为直接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要求当事人接受法院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所做出的判决，将缺乏理论依据。
（二）基于对以上学说优缺点的综合评析，我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应该被界定为：证明责任乃是当事人的责任负担和法院的裁判规则的统一。之所以敢大胆地将两项都相对合理却又都有失全面的观点加以整合得出此结论（在此为方便论述权且将其称为“统一说”），我的理由如下：
1、 就现有研究高度而言，“当事人责任负担说”和“裁判规则说”可以说分别代表着传统和现代两派对证明责任性质认识的相对正确的观点。虽然从现状上看，“当事人责任负担说”由于已深植于我国诉讼法律思想体系之中，且在司法实践中作用不可或缺，因此地位十分稳固。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裁判规则说对于提升我国法官的法律观念，强调人民法院必须严格依法办案，从而加快健全和完善我国法院审判制度，意义却更为重大，因此“统一说”将二者都包入证明责任性质当中，使其能达到古今结合，眼前和长远利益兼顾，实属有利无害之举。
2、证明责任作为一部具有立法性质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其自身的法律属性是勿庸质疑的。一般认为，法作为规范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和作为裁判准则的强制规范[19]。而“统一说”所包含的证明责任的两重性质，恰好分别与法的两方面性质相对应，既点明了对当事人的社会意义，也强调了对法院的规则意义，使证明责任作为法律的一部分更具权威和说服力。
3、“责任负担说”一直强调：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负要件事实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就应当依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被判决承担不利后果。从这一结论就已经可以隐隐感到，持此学说的各家学者们似乎已将“法院必然会遵守证明责任这一裁判规则做出对承担责任人不利的判决”作为了证明责任性质内涵中的“应有之义”，“统一说”在此将这一层大家已一致认同而心照不宣的含义作显性化表述，使其一目了然，应是顺理成章所为。
4、回顾本文第一部分，我国诉讼法学界对于证明责任性质的认识，仍处在“争鸣”阶段，但司法实践领域面对日益增多的需适用证明责任处理的诉讼纠纷以及全新的司法解释，却亟需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证明责任性质定论来指导日常审判工作。从功利角度而言，若在此独辟蹊径再创出一套未经任何理论交锋提炼的全新观点来，虽未尝不可，但也不可避免要遭受一番矿日持久的理论洗礼，最终作用还可能难以体现。倒不如将现有学说中相对合理部分认真加以锻造整合，得出的成果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践需要，却也不乏创新之处，在推动理论研究向前发展上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1]黄松有：《适用与解释》人民法院出版2002年第1版 第361页
[2].有关“证明责任”的规定最早出现在清政府1910起草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230条：当事人应立证有利己之事实上主张。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50页
[3] 参见张卫平《程序公平实现中的冲突和衡平——外国民事诉讼研究引论》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31——234
[4] 柴发邦：《民事诉讼法教程》 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版 第213页
[5] 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民诉法学界几乎都一致认定“证明责任”即“提供证据的责任”（行为意义、主观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讨论结果意义、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声音十分微弱。参见李祖军：《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 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 第277——284页
[6] 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版 第64页
[7] 参见吕立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第12页
[8] 按德国学者罗森贝克的解释，“确定责任”才是“证明责任”的本质，而奥地利学者威利和阿德拉使证明责任概念摆脱“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双重含义说”真正走向独立。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29页
[9] 我国自引入“证明责任”以来一直将其定位于“提供证据的责任”（行为责任），令证明责任作用被大打折扣甚至虚无化；我国一向以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活动主体，只谈法院外部独立而不讲法官内部独立。
[10] “结果（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客观（主观）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中的“举证责任”并非现今大陆法系国家的“举证责任”概念所指的“提供证据的责任”，而是传统的包括“提供证据责任”和“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双重含义的“广义”举证责任，现今仍沿用此提法盖是顾及传统的“双重含义说”影响太深而为的无奈之举。建议今后借鉴日本学术界的做法，将前者统一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统一称为“证明责任”，以方便交流理解，防止不必要的概念混淆。相关内容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37页
[11] “证明责任法”是指法院（法官）在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适用的法律规范。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117页
[12] 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第45页
[13] 参见廖新仲：《民事诉讼证据认识论》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第1版 第230——2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