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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否继续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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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分别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实效性和逻辑性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质疑，并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对新时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重塑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坦白、抗拒、沉默权、选择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曾几何时，这一刑事政策的出台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司法理念的革新和法治的不断完善，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载入宪法，于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被推到前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存续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质疑逐渐凸现。
一、几点置疑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
所谓“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发现后，在被传唤、讯问时，或者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或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从宽”顾名思义，应当是量刑时的宽大处理，具体应当包括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三种情况。所谓“抗拒”，系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如实回答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的讯问，采取不予配合的态度，它包含不坦白和假坦白两种情形。“从严”即为从重、加重处罚。
根据我国新刑法就量刑问题的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情节、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论处。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原则中普遍推行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纵观我国的刑法总则，对量刑规定的条款主要在第四章，其中明确规定将自首和立功作为法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形成了健全的“自首立功制度”。但是该章节并未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坦白亦或是抗拒）明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故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能将其列入酌定情节予以考虑，由于新刑法修改了原刑法59条第二款的规定，取消了一般法院酌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权力（除非因案件特殊情况，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自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既然现行的刑事法规中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从宽”和“从严”都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实效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因为它曾经陪伴中国司法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在威慑罪犯心理、加速案件审理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它的意义和影响从几代垂髫小儿玩游戏的雷同口号中可见一斑。
然而，在这一政策一次又一次的被反复适用的过程中，也同时一次有一次地被扭曲，被滥用。以至于在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了这样的说法：“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样的一种歪曲的形态反映了一种司法的“悖论”：国家鼓励坦白，但坦白后将被定罪，并可能判处重刑；法律禁止抗拒不供，可那些无视法律的奸猾之辈却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逍遥法外。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既然坦白不一定从宽，抗拒也不当然会从严，那么，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则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误导或诱导。坦白从宽就成了变相的诱供，抗拒从严即成了逼供的翻版。
　 也就是说，这种“悖论”造成司法人员的一种道德困境。法律和司法伦理禁止对任何被讯问人的引诱和欺骗，以不合法并违背司法伦理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在法律上无效。而回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我们的司法人员以“从宽”来感召嫌疑人坦白，“从宽”的许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如明示的、暗示的、模棱两可的，但最终却不能兑现这种宽缓的承诺时，它在客观上就等于诱供和骗供。许多案件没有口供定案十分困难，被告可能因此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司法人员为实现办案效益往往容易作出较大宽缓的许诺以最大限度的获得口供，但嫌疑人供述后所实现的从宽幅度比较有限，甚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许诺与实际后果明显脱节，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到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了。
长此以往，“司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造成了审讯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采取过多不合实际的许诺，但最后往往不能兑现。保全了一个案件的认定，却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在这背后牺牲的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威严严重缺失，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何以承受。显然该政策的施行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问题。
（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逻辑性”
“坦白”与“抗拒”都是在“有罪推定”原则下的表述，也就是把每个犯罪嫌疑人潜规则里设定为“罪犯”，而现代司法文明是主张“无罪推定”的，是把嫌疑人假定为无罪的基础上推理、判定。当前我国刑法已将“无罪推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么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引导下，对一个未经法院宣判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所谓的“坦白”和“抗拒”又从何而来呢 ？
既然坦白和抗拒是以有罪推定为前提的，那么从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大前提出发，推出的结论又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新形势下的重塑
经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该政策无论在形式的合法性或是现实的有效性还是内在的逻辑性方面都存在诸多缺陷。继续适用无疑是不可取的，故笔者建议对其做如下调整：
㈠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允许保持沉默。
取消现行刑法第79条规定的“如实供述”义务，立法明文规定赋予当事人“有限的沉默权”。 即笔者认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的陈述，但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其真实意愿的陈述，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压力所做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充分告知其各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后，由其自由选择如实供述或沉默。无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应当是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当然，对于选择坦白的，我们应当给予鼓励，但对于沉默的，也同样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现代法治理念承认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不得强迫人们自证其罪”，我国于１９９８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心理趋势，即便自己犯了罪，也会不自觉地隐瞒或者抗拒不说——这是人类自保的天性，司法应当尊重这种天赋的人权。
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指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现在，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沉默权”已经被很多国家的法律认可。沉默权的实质，就是尊重人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㈡在法条中明确将“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笔者以为，自首的实质应当是坦白的一种特殊情形。即在特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形下的坦白，被我们在立法上界定为自首。由此可见，“坦白从宽”也应当作为“自首从宽”的逻辑延伸，即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体现立法者对此项立法的初衷。 对坦白者之所以要求从宽处罚，一方面是因为到案后能够坦白表现了犯罪嫌疑人对法律的归服，以及其改恶向善的意愿，则相对与负隅顽抗，甚至故意编造谎言误导侦查工作的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更易于改造，使用较轻的刑罚即可能达到刑罚目的；二是因为坦白行为协助了司法，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减轻了公诉方的证明责任，同时保证了诉讼效率，为此需要对坦白者予以法律上的褒奖，并因此而对其他违法犯罪者作出感召。坦白认罪是悔过的前提和改造的起点，坦白交待犯罪事实对司法目的的实现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由于自首与坦白同样以向司法机关交待犯罪事实为其基本内容，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在其交待犯罪事实的主动性上，由于自首者具有的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作用，一般情况下可以从宽幅度大一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坦白者的从宽处理。正是由于坦白者在主动性上存在的欠缺，笔者认为对坦白者的从宽处理也应有一定的限度，与自首从宽应有所区别。即对与能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坦白者给予在法定刑范围以内的从轻处理，而不能享有减轻处罚的权利。
㈢明确规定对“假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承前所述，我们已经肯定了“赋予并应当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观点，即立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其自由选择“不坦白”，但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行使沉默权，就应当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不得以虚构的事实情节进行欺骗以规避法律的制裁。既然国家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权，给予了对其基本人权的保障，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当对等的尊重国家的法制，要么明示将保持沉默，否则就意味着愿意接受讯问并如实回答。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这种选择权是非此即彼的。也就是说当事人故意编造假口供应当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假坦白行为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是对坦白从轻政策的必要补充。
实质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假坦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原犯罪行以外的另一个恶劣情节，其实质是误导了司法工作人员，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还可能导致其他一系列相关的不良影响。但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如果该行为只能作为一个应当加重处罚的情节，而并没有构成新的犯罪，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笔者以为只应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给予从重处罚，不宜加重法定刑。
（四）在证据制度上实现转轨
如果说立法来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是在治标，那么改革证据制度就是“治本”。由于案件证据现实存在的有限性以及这些证据暴露程度的有限性，加之我们侦查、调查能力的局限，在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依据充分证据定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代（即国外诉讼法称为内部证据）是案件定案证据中的基本的甚至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我国要从“重口供”到“重证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在立法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已经提到，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能定罪，没有口供，但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有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一度成为“证据之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司法领域，我们的办案方式也将向多元化发展，从各个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证据，注重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不在囿于言辞证据的羁绊。重视外部证据的收集和证据规则的运用，应当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前不久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零口供”办案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结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该休矣！该政策从一个“有罪推定”的错误逻辑大前提出发，既没有取得现实的有效性，也不具有合法性，八字原则的退位，让我们听到了我国司法文明前进的脚步声，折射出社会文明的嬗变与趋新。在现代司法文明日益彰显的今天，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行使司法权利的同时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让宪法精神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诠释。　


参考书目：

1、 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
2、 王金利《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实现》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3月18日
3、 朱凯《试论“零口供规则”与“沉默权”的本质区别》北大法律信息网
4、 金泽刚《沉默权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实选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石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海油〔2010〕100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洋石油作业安全办公室各分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美国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4·20”井喷、爆炸、原油泄露事故（以下简称美国墨西哥湾钻井平台事故）教训，有效防范我国海洋石油类似事故的发生，确保我国海洋石油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海上石油开采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不断增强抓好海洋石油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海洋石油工业是安全风险最大的行业之一。海洋石油作业环境恶劣，活动空间狭小，设备设施布置高度集中，作业场所各种危险、危害因素多，集中有大量的易燃易爆物质；台风、热带气旋、风暴潮、海啸、地震、海冰等自然灾害严重威胁着海洋石油作业的安全；作业地点远离陆地，一旦发生事故，作业人员逃生和施救非常困难。目前，我国海洋石油面临着开发风险逐年增加，生产设施老化严重，应急救援能力薄弱，恶劣气候强度、频度加大等各种不利因素，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和各海洋石油企业一定要增强抓好海洋石油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海洋石油安全生产基础建设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把安全生产作为首要工程、战略性工程、生命线工程，常抓不懈、务求实效。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加强风险评估，尤其要切实加强对承包商的管理，严把资质审核、健康安全环保（HSE）业绩、人员素质、施工管理和现场管理等“五关”，强化安全责任落实、施工方案审查、作业现场监管和HSE业绩考核，严格落实施工过程中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二）建立健全制度，深入持久地开展海洋石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各海洋石油企业要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使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度，以防井喷失控、防台风、防风暴潮、防火防爆、防中毒为重点，开展经常性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特别要消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日常生产中要做好重要设备设施、关键工艺环节和重点部位、要害岗位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发现和整改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形成检查有总结、问题有整改、整改有落实的闭环管理模式。海油安办各分部、监督处及从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单位的上级单位要加强对作业现场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各海洋石油企业要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联系，根据气象预报和有关预警通知，合理安排生产任务，必要时应停止生产并及时撤出危险区域作业人员，严禁冒险作业。

（三）加大投入，提高海洋石油开发本质安全水平。各海洋石油企业要加大对在役生产设施特别是接近服务年限、设备陈旧老化生产设施和井控装置的升级改造，淘汰落后的、不安全的工艺、技术、装备、设施，采用先进、安全的工艺、技术、设备；要吸取美国墨西哥湾钻井平台事故教训，开展对500米以深海域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等海上生产相关技术和装备的专题立项研究，提出深海石油安全生产技术措施、装备的配套需求以及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探索能够使潜水员潜水深度从目前的800米增加到1500—2000米的可行性，提高深水的作业能力和事故救援能力。重新审验在建的深水钻井平台防喷器控制系统，确保在平台倾覆沉没后，仍能通过备用系统自动关闭水下防喷器组；要推广使用出海人员动态跟踪管理系统和作业设施可视化系统，实现对出海作业人员的作业资质、乘船乘机调度和出海人员状态等情况的实时动态管理。

（四）注重实效，大力加强HSE管理体系建设。各海洋石油企业要从设计、建造到生产运行，对海上新改扩建工程项目、油气生产设施和关键施工环节，全面推广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强化施工作业过程和工艺流程风险识别，进一步识别和评估存在的各类风险，以及各种误操作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落实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各级海洋石油安全监管机构要指导督促海洋石油企业立足于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紧紧围绕现场、工艺、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按照“准备与策划、实施与运行、监督与评价、改进与提高”的创建过程，做到全员参与、过程控制、持续改进，不断提高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各海洋石油企业要按照HSE管理体系要求，抓好海上专业设备设施和施工作业的现场管理工作，对关键设备设施的管理和施工要落实作业许可制度和挂牌锁定制度，编制相应的作业计划、作业指导书和安全措施；对作业场所安全设备和报警装置、防护用品、警示标识、放射性同位素使用和维护要落实管理责任，加强现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各项工艺纪律、劳动纪律和岗位安全规程，坚决杜绝“三违”现象；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管控，努力做到科学化、制度化、严细化；加强对承包商的管理，确保海洋石油物探、钻井、测井、录井等作业的生产安全。各海洋石油企业要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严禁因抢进度、抢工期、抢效益，不顾安全而突击生产、草率投产，严禁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严禁为降成本而减少安全投入、减少监管力量和减少应急演练次数。

（五）切实加强海洋石油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应对海上突发事件能力。各海洋石油企业要在抓好应急平台体系建设的同时，逐级掌握应急资源，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应急队伍、应急装备物资、应急专家等应急资源数据库和重大危险源数据库，摸清资源现状，为实现资源共享、做好应急管理奠定基础；要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加大应急预案的演练力度,提高对设备操作、应急程序、应急职能的熟练程度；尤其要细化各种紧急情况下的各项应急措施和应急预案演练方式，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以增强预案的衔接性和救援的协作性；要切实提高演练的针对性、实效性、整体性，并要注意在演练中发现问题，及时对预案进行修改、完善；要针对美国墨西哥湾钻井平台事故教训，组织制订本企业相应的抢险和防污染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切实提升我国海上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要健全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国家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地方与企业、地面与海上等的协同应对机制，建立防范应对由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的应急协调机制；要做好一切应急准备，确保发生事故时，能够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做到组织领导到位、技术指导到位、抢险物资到位、救援人员到位；要加强应急装备建设，努力形成立体救援能力，确保人员疏散、伤员救治、物资运输、现场灭火、海上清污等能够及时、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三、大力加强海洋石油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

（一）进一步完善海洋石油安全生产法规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抓紧对原国家经贸委发布的《海上固定平台安全规则》进行修订，以适应海洋石油新技术新装备的发展和推广应用。要针对所辖海域特点，督促各海洋石油企业抓紧对涉及海洋石油作业安全的行业标准和规程进行制修订。

（二）明确职责，加大对海洋石油开发的监管力度。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努力构建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明确职责、相互配合，共同做好海洋石油开发的安全监管工作；海洋石油安全监管部门要坚持不懈地推进海洋石油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履职能力。海油安办各分部和监督处所在企业要解决好海油安办分部和监督处监管人员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要加强对海洋石油安全监管人员专业技术和法规方面的业务培训，全面提高安全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升安全监管水平。

（三）探索在海洋石油开发生产中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采取政府推动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在海洋石油企业中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充分利用保险的风险控制和社会管理功能，突出加强事故预防和安全管理，建立安全监管部门、保险机构、海洋石油企业和职工个人多方共赢互动的激励约束机制。

四、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海洋石油安全监管工作

（一）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坚持从严执法。海油安办各分部、各监督处要完善监管和执法制度，健全监管执法程序，加强对监管执法工作的考核与监督，促进监管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尤其要在执法过程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明晰并落实监管执法责任，经常深入企业、现场开展监督检查和执法工作,督促企业经常深入细致、彻底地排查治理隐患。对重大隐患要挂牌督办，限期整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做到计划、资金、时限、责任、预案五落实，确保万无一失。要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做到认真执法、从严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要处理坚决、行为果断，及时予以解决。

（二）严格许可，做好安全生产设施“三同时”审查工作。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加强对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管理。认真做好安全预评价评审、备案工作，规范设计审查备案程序，加强对发证检验机构设计审查备案的管理。落实海洋石油生产设施试生产前备案制度，企业在试生产一年内必须提出竣工验收申请。要进一步规范安全竣工验收的审查程序和现场检查内容等，及时做好新、改、扩建建设项目的安全竣工验收工作。开展HSE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企业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负责制的落实，切实加强企业内部的生产、质量、技术、设备、劳动等专业管理，提高风险意识和分析、防范风险的能力。把HSE管理体系建设与安全许可结合起来，将HSE管理体系作为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完善海洋石油企业安全生产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

（三）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各海洋石油企业要针对海洋石油的生产特点，加强经常性的安全教育，搞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制定海洋石油安全监管人员培训计划，力争到明年底，所有海洋石油安全监管人员都至少接受一次专门的业务培训；加强对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出海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再培训工作，做到持证上岗、持证出海；强化海上应急培训，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应急处置能力。

（四）加大对海洋石油安全中介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管力度。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重点加强对海洋石油生产设施发证检验、专业设备检测检验、安全培训和安全评价等海洋石油安全中介机构的资质条件、技术服务范围的管理，提高海洋石油安全中介机构的自身水平、服务能力和工作质量。

（五）严肃查处事故，严格责任追究。各级海洋石油安全监管机构和企业，都要从小事抓起，严肃查处每一起事故，深究原因，举一反三、总结教训、着眼改进。与此同时，要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以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