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交通部水上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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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个体运输机动车辆安全管理办法
　（晋政第３５号令　１９９２年９月８日）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个体运输机动车辆的管理，保障交通安全。杜绝违章行为，减少交通事故，促进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个体机动车辆，是指个人或个体联户所有的，以及由个人承包或租赁的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机动车辆。


　　第三条　车籍在本省的个体运输机动车辆和进入本省一个月以上的外省籍个体运输机动车辆，均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个体运输机动车辆的车主、承租人和驾驶员必须参加当地的交通安全组织和活动，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规，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应经常对个体运输机动车辆的车主、承租人和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第五条　拖拉机的安全管理由公安机关委托农机部门依照本办法执行。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检查。


　　第六条　个体运输机动车辆，必须是经国家或省有关部门鉴定合格并批准生产的定型产品。
　　禁止将报废车辆或使用年限超过十年的车辆进行转让、买卖、承包、租赁。
　　禁止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上路行驶。


　　第七条　个体运输机动车辆注册登记后，车主应在七日内到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登记备案。
　　所有权属个体的运输机动车辆，不得以社会单位名义注册登记。


　　第八条　个体户承包、租赁机动车辆和聘用驾驶员时，均应签订有保障交通安全和发生交通事故后负经济赔偿责任内容的合同。
　　车主或承租人应从合同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持合同或合同复印件，到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登记备案。


　　第九条　个体运输机动车辆必须进行预防性保养。自己具备保养条件的，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审查同意，可以自行保养。不具备保养条件的，应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审核认定的保养修理厂进行定期保养。


　　第十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按下列期限对个体运输机动车辆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一）客运车辆每季度检验一次；
　　（二）货运车辆每六个月检验一次；
　　（三）摩托车和自用汽车每年检验一次；
　　（四）拖拉机检验应结合农时进行。
　　经检验不合格的车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暂扣车辆号牌和行驶证，待修复并检验合格后方可发还。


　　第十一条　承担个体运输机动车辆安全技术检测任务的检测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标准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要求进行车辆检测，保证检测质量，不得弄虚作假。


　　第十二条　个体运输机动车辆交易，须经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检验合格后，凭合格证明进入交易市场。
　　准予交易的机动车辆，车主必须在交易完成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转籍过户手续。


　　第十三条　个体运输机动车辆应向当地保险部门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从事客运的，还应办理旅客意外伤害保险。


　　第十四条　个体客运机动车辆，必须按照批准的营运线路和客运站（场、点）经营。在城市街道停车不得妨碍交通安全和畅通。
　　禁止使用货车、拖拉机、农用运输车从事客运。


　　第十五条　承担个体运输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任务的学校（班），必须按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规定的标准对驾驶员进行培训，保证培训质量。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加强对驾驶员培训工作的监督检查，严格发证制度，对达不到技术要求的人员，不得发给驾驶证。


　　第十六条　个体运输机动车辆的车主、承租人，不得迫使、唆使、纵容驾驶员违章驾驶。
　　禁止驾驶员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和超载、超速行驶。


　　第十七条　个体客运车辆的车主、承租人及驾驶员和乘务员应作好乘客的治安保卫工作。对携带易燃、易爆、剧毒及放射性元素等危险物品的乘客，一律不准乘车。对车厢内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应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十八条　对转让、买卖、承包、租赁报废机动车辆或使用年限超过十年的车辆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吊销或吊扣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并对双方当事人各处成交额百分之二十的罚款。报废车辆收交国家物资部门处理。


　　第十九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违反培训规定，对学员只收费不培训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责令其停业整顿，直至取消培训资格，并可对该培训单位处以二万元以上罚款。


　　第二十条　个体运输机动车辆不按规定进行定期保养的，吊扣二个月以下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并可对车主或承租人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保养修理单位，弄虚作假，提供伪证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责令其停业整顿，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者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站，为不合格车辆提供合格证明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责令其停业整顿，直至取消检测资格，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可吊扣一个月以下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对责任者可以并处罚款：
　　（一）违反车速或装载规定的；
　　（二）拒不参加当地交通安全组织和交通安全活动；
　　（三）不按规定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车辆和驾驶员有关手续的；
　　（四）承包、承租车辆或聘用驾驶员未签订合同的；
　　（五）货车、拖拉机、农用运输车从事客运的。
　　本条及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二条所列罚款全部上交国库。


　　第二十四条　个体运输机动车辆的车主、承租人、驾驶员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公安交通管理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尽职尽责。对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及工作不负责任，或故意刁难，不按规定核发机动车牌照和驾驶证的，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浅 议 恶 法 亦 法


恶法亦法”的形式逻辑结构是“坏人也是人”，然而这不过是对论题望文生义的理解,没有多大意义。“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的真正意义在于：执法者是否应当执行恶法，守法者是否应当遵守恶法？
什么是恶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什么是法？关于什么是法，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我国的理论认为，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法规定了人们的权利、义务和权力、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1]。
所谓恶法，指的是邪恶的法律，并非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首先应当将恶法之治与人治区分开来。恶法也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条、一组、一部法律或整个法律制度。恶法必须表现为国家力求执行的规则，换句话说，恶法也要求在该法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没有表现为规则的政策、指示、命令，或者制定给外国人看而并不打算严格执行的“法律”，例如某些国家反腐败的法律，是不配称为恶法的。其次还必须把恶法与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区别开来。一个人可能有许多毛病，可能很愚蠢，但并不见得是一个恶人。任何法律都有毛病，要求法律没有毛病无异于放弃法治。
恶法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守法即正义”的思想，他认为：服从法律可以感谢国家赐予的恩惠，有利于提高城邦成员的道德水平和正义意识，因而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和义务。并且他自己就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服从法律的义务，据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拒绝朋友们为他安排好的越狱计划，可以逃走而不逃走。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视死如归，最后平静地饮下了毒酒，实践了他的政治和法律信仰[2]。 真正提出“恶法亦法”这一论断的人是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他严格区分了法律和道德，认为法理学的任务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与恶[3] 。
判断一个法是善法还是恶法，存在两大问题：（1）判断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该以什么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有争议的问题。（2）判断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实质上，即谁有权作出这种判断的问题。任何法都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原因和过程，也就是说，任何法，哪怕是恶法，都肯定保护了一些人的利益，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且这些人多半是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些人会愿意说这些所谓的“恶法”是恶法吗？
关于判断是否恶法的标准是什么？有人提出三个标准：（1）是否多数人意志的体现，（2）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3）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我个人的看法，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的利益均不能作为判断是否恶法的标准，否则发生了世界性影响的古罗马法就会被归入恶法之列，因为它显然没有体现妇女、家子和奴隶的意志，也没有保护这些人的平等权益。同时现代社会那些歧视少数民族的法律却可能因为它们反映了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而被归入良法之列。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不能作为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否则希特勒的告密法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压迫法都成了良法，因为希特勒领导德国走出了经济危机，古拉格群岛则把本来是国家财政包袱的监狱变成了生产场所。以时代精神作为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则可能导致把不科学的法律归入恶法之列，使法律像流行服饰一样朝令夕改。
判断法律的良恶只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当时当地人的一般道德观念。凡当时当地的一般道德观念认为是剥夺个人基本权利或者显失公平的法律，就是恶法。这里所谓一般道德观念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例如奴隶制基础上的罗马法，按照现在的道德观念不管它的立法技术有多么优越，都是恶法。但是在罗马法生效的时间和地域中，却不妨假设它是良法，因为当时当地的大多数妇女、家子和奴隶可能认为他们的无权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显失公平到残暴或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在目前世界政治、经济和法律一体化已经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一般道德观念的当地性仍应得到承认；其理论根据决不是什么“内政不容干涉”，而是“被统治者的同意”。正是“被统治者的同意”构成了公民守法的道德基础，这种同意可以是直接的、间接的或者默认的。作为评价法律良恶的标准的一般道德观念之所以必须用“当地性”来限定，就是因为只有当地人才是真正的“被统治者”。自然会有人提出，不同阶级、阶层甚至不同职业、性别、年龄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一般而言这种说法是不错的。但同时同地的人不可能没有一些共同的道德观念，正是这些共同的道德观念，如贼无死罪、欠债要还等，构成了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
事实上谁也不会主张恶法多多益善、恶法万岁，同时谁也不会主张任何人有根据一己之好恶反抗法律的权利。真正的分歧在于：是用修改法律的立法手段尽快结束恶法的效力；还是用不执行、不遵守的办法直接抗拒恶法。恶法亦法论认为修改法律是唯一可用的手段；而恶法非法论认为立法修改以前也不应执行，不应遵守，一天也不能让恶法生效。前者强调秩序的价值，强调执法、守法习惯的养成；后者强调正义的价值，强调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我认为，秩序和正义都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价值，守法执法习惯的养成和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都是法治所追求的极端重要的目标，我们不应当在二者中间进行鱼和熊掌的择决，而应当尽量将二者调和起来，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与规则治理和自由裁量之争一样，将是法学争鸣中一个永恒的论题。
二战结束后，在联邦德国，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合法的道德恶行案件：被告原是一位德国军官的妻子。1944年，她为了脱离其丈夫，向纳粹当局密告其夫曾发表诋毁希特勒和政治当局的言论。结果，根据1934年纳粹政权的一项法令，其夫被判处死刑。1949年，这位妇女在联邦德国法院被指控犯有1871年《德国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这位妇女辩解说，她向当局告发其夫的行为是依法进行的，她并没有犯罪。她的丈夫是根据当时的法令被判处刑罚的。但联邦德国的法院坚持认为，被告所依据的法令，由于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另外，被告并不是心怀义务去告发，而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卑鄙的目的，因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正直的人良知和正义感。最后，法院以这些论点为理由判处被告徒刑[4]。对此，新自然法学派的富勒认为，当时西德的司法部门的确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困境：一方面，它不能简单地宣告纳粹政府的一切法律和判决都是非法的、无效的，这样将造成长达十二年的法律上的脱节。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将纳粹政府在法律名义下所作的每一个邪恶行为的后果都归之于新政府，以致后者永远遭受玷污。他的结论是：不符合法律的内在道德的法律，就不能称之为法律[5]。
究竟恶法应不应当遵守和执行？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个人为什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仅仅因为强制吗？一个仅靠强制维持的法律能长命吗？我们有义务遵守黑社会的规矩以防其惩罚吗？我们遵守法律，其实不过是因为我们愿意遵守，至少是愿意忍受。这就是“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在当代世界，“同意”理论要求法律由民选的立法机关制定并不得与作为人民意志的宪法相冲突，要求赋予个人以互通声息形成多数从而撤销有效法律的权利，这就要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对恶法的直接反抗，包括消极地不执行、不遵守恶法，也包括积极地以和平手段（包括游行、罢工、罢市、罢课、绝食等）或革命的手段反抗恶法，对恶法的批评如果不与直接的反抗相结合，实际上意味着对恶法效力的承认。批评的对象不但可以是恶法，也可以是人治、有毛病的法甚至良法。批评是个人（包括执法者）固有的权利，禁止或限制对法律的批评是政治黑暗和整个法律制度邪恶的证据。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堵塞了以和平手段修改或撤销恶法的可能。
恶法亦法论者如果不是存心为邪恶辩护，就不应该反对对恶法的批评，为了不冒以腐败的执法者的专横代替恶法统治的危险恶法非法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遭受恶法损害的人尤其是为了不得已反抗恶法而遭受损害的人，在恶法修改或撤销后得到补救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理由。这种补救包括恢复名誉，但更重要的是金钱赔偿。
作者：余秀才(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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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法理学》，2001年12月第五次印刷，第29-30页。
[2] 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1页。
[3]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36页。
[4] 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04页。
[5]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