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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决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6年7月26日自治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将于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对于规范行政机关有效地依法行政，改进行政管理工作，加强
廉政建设，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为切实做好行政处罚法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保证行政处罚法在我区全面、正确地贯彻实施，结合我区实际，特作如下决定：
一、认真组织学习，充分认识实施行政处罚法的重大意义。各级人大常委会（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乡、镇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及其他机关、组织，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高度提高对实施行政处罚法重要意义的认识，把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采取有力措施抓紧做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区组织开展行政处罚法的学习、宣传活动，使各族干部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熟知行政处罚法，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不断提高依法办事和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各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带
头学习，带头宣传，带头依法办事。县级以上各级司法行政、新闻、宣传、广播电视等单位要采取生动有效的形式，加强行政处罚法的宣传教育。各级人民政府要抓紧组织对全区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培训。要结合“三五”普法工作，把行政处罚法的学习、宣传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在全区形
成学法、知法、守法和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舆论和法制环境。
二、抓紧做好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订工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要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尽快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设定的行政处罚规定不符合
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要抓紧修改或废止。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清理修订工作必须在1997年12月31日前完成。在此之前，尚未清理修订的法规、规章仍然有效。
除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以外，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地区行政公署、州（市）、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均不得设定行政处罚，已经设定行政处罚的，自1996年10月1日起一律无效。全区乡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应当按照上述要求，抓
紧对本机关、本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清理，凡不符合要求的，制定机关应当明文予以废止。
三、依法清理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各级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及其所属部门要按照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实施机关的规定，抓紧清理现行各类行政执法机构，对不符合法定资格的执法组织分别情况予以纠正。凡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的，应当改为
以该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授权非行政机关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应予废止或者改由地方性法规作出授权；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自行委托某些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应当收回行政处罚权，确有必要委托的，可以通过法定程序由地方性法
规或者规章作出规定。要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证件和着装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清理工作应于1996年10月1日前完成；对规章授权某些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清理可以延期到1997年6月30日前完成。
四、加强监督工作，提高执法水平。各级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处罚监督制度，加强对行政处罚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确保行政执法活动合法有序，不断改进行政执法工作，切实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要以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为契机
，对执法人员加强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工作责任心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要把建立高效、廉洁的执法队伍，作为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关键工作来抓，务必抓出成效。各级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及有关部门应当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采取措施，保证
实施行政处罚法各项工作的及早到位和扎实开展。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把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列为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督促政府积极动员，全面部署，抓紧做好行政处罚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协调解决贯彻实施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行政处罚法在我区的全面贯彻实施，进一步开创我区法制建设的
新局面。



1996年7月26日
　　“赎罪”是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因内心忏悔而自我救赎的行为；“赎刑”则是以减轻处罚为目的而进行的财物与刑罚的交换，赎罪与赎刑二者之间有很大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犯罪人愿意做出赔偿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换取轻刑，而赎罪有时也确实会带来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但是，时下的现象是：此处的“一些”和“有时”往往被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省略，以至于在“赔钱”和“减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勾连——赔钱即可减刑。而如此省略，于法学理论、于民众情感都罪莫大焉。“赎”与“刑”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回归“赎罪”与“赎刑”两个概念的本质及其区别，重新认识犯罪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更加正确地对待“赔钱减刑”这种社会观点。

　　赎罪出自犯罪人的内心忏悔，而赎刑出自犯罪人的外在渴求。在希伯来语中，“赎罪”有“擦拭心灵”之意。犯罪人只有在内心认识到犯罪的危害和行为的错误之后，才会有悔悟之情，心生赎罪之念。而赎刑则意在减轻或者避免自身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未必是真心悔罪的表现。

赎罪更具有道德意义，而赎刑更具有功利目的。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标识。人区别于神，犯错在所难免；同时人也区别于动物，因为人在犯错之后会反省、弥补，此即为赎罪。不会赎罪的人，与禽兽无异。由此，犯罪人因犯罪后的内心煎熬而生发的赎罪行为，便具有了独特的道德意义。而赎刑则主要是犯罪人在刑罚轻重和自身经济实力之间的利益衡量：交钱还是受刑，孰轻孰重？如何以尽量小的经济代价来免除尽量多的刑罚？通过衡量，犯罪人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行为方式，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换言之，赎罪是为人的，而赎刑是为己的。

赎罪的方式多种多样，由犯罪人自动选择，而赎刑的方式一般是交付货币。如何“赎罪”？道歉、握手、赔偿、做义工，甚至帮助其他犯罪人忏悔，都可以是赎罪的表现。当然，赎罪方式以及赎罪程度的选择，取决于犯罪人悔罪的深度——有人因为一次过失而抱愧终身不能解脱，也有人罪孽深重却仍一笑付之。而赎刑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以物品或劳役作赎，但主要是以货币作赎。“赎”字以“贝”为偏旁，原义即“质也，以财拔罪也”（《说文解字》）。至于赎刑所需交付的货币量，历代刑法中也有分门别类的明确规定，一目了然，不由犯罪人自己做主。

既然赎罪与赎刑存在上述区别，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两种行为呢？

尽管让每一个犯罪人都赎罪非常困难，但是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应当尽量地鼓励犯罪人赎罪。近年来在整个国际社会兴起的恢复性司法思潮，以及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刑事和解运动，都旨在从制度上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以及受到犯罪影响的其他人会面、沟通、协商、道歉，用实际行动赎罪的空间。鼓励犯罪人的赎罪与鼓励被害人的宽恕，这是刑法向人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不倡导赎刑，因为从刑法逻辑上讲，刑罚的高低，取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赎刑行为并不必然代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故并不必然能够达到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其一，犯罪人赔钱，未必代表犯罪人是真心悔罪，还可能是其自身富有或者家族富有，花钱买刑，因此不能说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其二，即便犯罪人真心悔罪、愿意赔钱，但是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不仅仅是物质损失，往往还有精神上遭受的创伤，仅仅赔偿物质损失，尚不足以遏制犯罪，而非物质性损失与物质性赔偿之间的对应关系难以建立。因此，对于犯罪人提出的赔偿，被害人未必接受和谅解，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矛盾并不因赎刑行为就得以化解；其三，即便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和谅解，但是犯罪所危害的不仅仅是直接被害人，还包括间接受到伤害的社区乃至社会，犯罪人仅仅赔偿被害人损失，尚不足以弥补他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单纯的赔偿不足以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更不足以抹杀犯罪人对被害人以外的被害群体应负的责任。这也是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最大区别所在。犯罪这种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在刑事司法领域绝对不允许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进行“私了”。

我国目前尝试建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鼓励赎罪，反对赎刑。有人把刑事和解理解成“赔钱减刑”、“花钱买平安”，因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持保留意见。事实上，不论是刑事和解制度本身，还是该制度背后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均没有赎刑或者“赔钱减刑”的生存余地。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赎刑不仅往往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而且还伤害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中的潜在被害人，强化了民众对犯罪的恐惧和仇富心理。既然如此，刑事和解制度又如何会鼓励赎刑呢？

当然，赎罪的方式有很多种，刑事和解制度也并不排斥用货币的方式赎罪，但是“用货币赎罪”并不等同于“赎刑”，因为这种赎罪方式能否达到减刑效果，根本上看，要取决于赎罪行为是否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要符合以下条件：其一，赎罪以真诚悔罪为前提。真诚悔罪及赎罪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表现，没有真诚悔罪表现的赔钱行为不能作为减刑依据。其二，减刑不能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立法框架是对特定犯罪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基本判断，司法过程中不能突破。因此，在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犯罪人进行了物质赔偿就予以减刑或者免刑。事实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也是这样的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在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方面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于有赎罪表现的犯罪人，可以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如果同时还有其他减轻、免除型量刑情节，可以依法减轻、免除刑罚；对于酌定起诉类型的案件，达成赔偿协议的，在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免于起诉或者免除刑罚。

由此可见，罪可赎，刑不可赎。如果行为人通过赔偿真诚赎罪，化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那么其刑罚也相应地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但绝不是只要赔钱就必然减刑。赔钱只是犯罪人悔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减刑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减刑的充分条件。“赔钱减刑”忽视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刑事和解制度的一种误解，我们应当慎重对待，避免对社会公众造成“刑法私法化”和“公权私用”的误导。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