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审计署、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粮食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调整新增粮食财务挂账和其他不合理占用贷款处理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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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政府


营口市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暂行办法

（1997年6月11日市人民政府发布营政发[1997]23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管理，合理利用卫生资源，促进派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开展农村合用医疗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辖区内从事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保健活动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

第三条 　 市、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是本辖区内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未能的绩彻实施。

第四条 　 乡村卫生组织一律实行乡（镇压）卫生机构与村级卫生机构联办，由乡（镇压）人民政府对其进行一体化管理，统一调配人员、统一安排预防保健任务、统一工作规范、统一收费标准、统一药品采购与供应。

第五条 　 乡村卫生组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医方向，认真执行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保证完成防病治病任务。

　

　　　　　　　　　　　　 第二章 　 机构设置

第六条 　 农村基层卫生组织须统一名称，乡（镇）级卫生机构称****中心卫生院或**乡（镇）卫和院，村级卫生机构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

第七条 　 乡（镇）卫生机构按行政区划，每个乡（镇）设置一所卫生院。交通不便的编远乡（镇）也可联合设立中心卫生院。中心卫生院和乡（镇）卫生院由乡（镇）政府负责主办与管理。设置在乡（镇）的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接受乡（镇）人民政府的管理，具有乡（镇）卫生院的工作职能。

第八条 　 村卫生机构原则上一村设立一个卫生所。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行政村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卫生所的数量。人口数量较少的行政村，可与毗邻村联办卫生所。村卫生所原则上由村民委员会集体主办，也可由乡村医生联办或个人主办。设置村卫生所，由乡镇政府审核，报市（县）、区卫生局验收发证。

第九条 　 各乡（镇）要根据本辖区内的实际情况，在中心卫生院或乡（镇）卫生院内设置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联管办），统一由乡（镇）政府领导，业务上接受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导。

　

　　　　　　　　　　第三章 　 任务与职能

　

第十条　 乡（镇）卫生院的主要职能是：

（一）负责本地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

（二）做好地方病、传染病、慢性病的防治；

（三）负责辖区内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指导；

（四）受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的委托，管理公共卫生和社会办医，发动爱国卫生运动；

（五）负责辖区内卫生机构的药品采购与供应。

第十一条 　 中心卫生院除承担乡（镇）卫生院的任务外，尚须能实施一般手术，组织常规急救。城郊或在城区内的乡（镇）卫生院，主要负责本辖区内的预防保健和卫生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村卫生所的主要职能是：

（一）实施计划免疫，承担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的防治；

（二）做好疫情报告，宣传推动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院知识；

（三）进行妇幼何健系统管理，做好计划生育技术指导；

第十三条　 乡镇联管办的主要任务与职能是：

（一）受乡镇卫和院的委托，结合村级卫生组织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规划和工作计划；

（二）组织村卫生所完成防病治病任务；

（三）负责村卫生所设置、人员配备的审查；

（四）监督、指导村卫生所实施工作规范；

（五）负责乡村医生培训。

　

　　　　　　　　　　 第四章 　 人员配备

第十四条 乡（镇）卫生院的人员配备要坚持精干的原则，做到定编、定岗、定员，实行人员一专多能，身兼数职。严禁非卫生技术人员进入卫生技术队伍。乡（镇）卫生院可从系统内选聘事业心强、有管理经验的人员担任领导职务。

第十五条 　 乡（镇）卫生院可返聘本单位有技术专长、身体健康的离退休医务人员从事卫生技术工作，对拒绝返聘的，不许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开办诊所。医疗技术较弱的边远村屯，乡（镇）卫生院可联办卫生所或开设分院、门诊部。

第十六条　 乡村医生按当地700-1000人拥有一名医生的比例配备，每个村要配备一名女医生（接生员），负责妇幼保健工作。

第十七条 　 对具有乡村医生证书的人员，要进行考试、考核，择优聘用。乡（镇）政府可在辖区内合理调配乡村医生，并报市（县）、区卫生局备案。

第十八条 　 乡（镇）联管办人员，按辖区内卫生所总数的４：１的比例配备。联管办主任由乡（镇）卫生院院长兼任。办公室人员须聘专、兼职的助理药品监督员和医政监督员。内部机构设置自定，人员编制由乡（镇）卫生院内部调剂解决。

　　　　　　　　　　　　　　　　　　　　　　　　　　　　　　　　　　　　　　　　　　　　　　　　　　　　　　　　

第五章 　　　 经营管理

第十九条 　 乡（镇）卫生院要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扩大经营自主权。长期亏损并扭亏无望的乡（镇）卫生院，在保证完成预防保健任务、保证行使对村卫生所的管理职能、保证固定资产和药品流动资金增值、保证离退休人工资发放前提下，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履行公证合同，可以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可以承包或租凭给私人经营；可以实行行业兼并或跨行业兼并；院内职工可以自愿组给予、分散布经营、努力实现自我补偿、自我发展。村卫生所一律实行自主经营、自主管理。

第二十条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实行独立核算，药品流动资金专款心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一条 　 村卫生所要完善制度，强化管理，每半月面向乡（镇）联管办报帐一次，月末由“联管办”进行核算，其中９０％留做村卫生所医生的个人工资，１０％上缴联管办做为管理费用。村卫生所发生医疗事故时，其经济费用由负有事故责任的乡村医生个人负担。

第二十二条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必须认真执行物价政策，执行统一收费标准。收费标准一律上墙公布。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提高收费标准，加重农民负担。

第二十三条 村卫生所要做到诊察室、处置室、药房分开。承担妇幼保健任务的，要设立妇科检查室。医疗业务用房面积不得低于40平方米。

第二十四条 村卫生所必须备有高压无菌操作，做到一人一针一管一用一消毒。

第二十五条 村卫生所要做到24小时应诊，积极开展巡回往诊活动，努力办好家庭病房。
　

第二十六条 村卫生所要使用市统一制发的医疗文书表格，做到门诊有登记、投药有处方、病程有记录、收款有收据、财务有帐目。
　
第二十七条 村卫生所必须承担预防保健任务。年初与有关部门签订责任状，完没在思想成任务者受罚；完成任务者，可得全部预防保健补贴。
　
第六章 药品管理
　

　

第二十八条 乡（镇）卫生院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保证本地医疗机构的药品供应。必须从当地市（县）、区国有医药公司或委托单位购进药品，要建立药品采购档案，严禁购入无批准文号、无注册商标、无厂牌、无生产批号的假劣药品。要建立购药入库验收、药品在库保养、出库核查制度。

第二十九条 村卫生所要保证备有常用药品80-120种，药品一律凭医生处方使用。

第三十条 乡村医生每人向乡（镇）卫生院预交1000元药品采购金，做为采购药品的流动资金。严禁村卫生所私自从其它渠道采购药品。用药计划要提前15天向乡（镇）卫生院提出。

第三十一条 建立健全药品管理帐目。乡（镇）卫生院要设立药品管理总帐，村卫生所要设立药品管理分帐，做到日统计、月盘查，药、帐、处方相符。

第七章 监督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乡（镇）政府要组织卫生、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对辖区内医药市场进行检查，凡发现不经批准而业余行医、非法行医或非法经营药品的，要坚决予以取缔。

第三十三条 乡（镇）联管办人员对辖区内的村卫生所，每周至少要监督检查一次，检查其处方、药品与各种帐目、收据，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

第三十四条 医药市场检查人员和乡（镇）联管办，在检查与管理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应及时上报市（县）、区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由卫生部门做出相应处理与处罚。

（一）乡（镇）卫生院职工未经批准而业余行医，未经批准开业的诊所和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人员私自行医，均视为非法行医。将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规定，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经批准非法经营药品的，按卫生部颁发的《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规定》第34条规定，除取缔外，没收全部药品和非法所得，并处以相当药品价格4-5倍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和直接责任者。分别处以500元至5000元的罚款；

（三）乡（镇）、村卫生机构私自采购药品，单位或个人非法经营药品，其药品被认定为假药、劣药者，按《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规定》第29、30、31、32条规定处罚；

（四）按《辽宁省医疗单位物价管理及处罚暂行办法》的规定，对乡（镇）、村卫生机构行医无处方的，罚款50元。收费无收据的，罚款100元。发现购药无发票、不建药品帐目的，罚款300元。发现一次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罚款300元。乡村医生连续三次发生违纪问题的，取消其行医资格。

（五）按《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的规定，以单位和个人非法经营、出售用于预防传染病菌苗、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处以出售金额3倍以下罚款；危害严重，出售金额不满5000元的，以5000元计算。乡村医生拒报、漏报、迟报传染病疫情，经教育不改的，可以处100元至500元的罚款。乡村医生拒不承担预防保健任务的，取消其行医资格。

第三十五条 卫生行政执法人员和联管办工作人员应秉公执法，对徇私枉法、不负责任的，视情况给予相应的行政处他和经济罚款或调离现岗。
　
第三十六条 罚款一律上缴国库，使用国家规定的统一收据。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诉讼且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市（县）、区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如与上级规定有抵触时，按上级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证券市场零和博弈与监管有效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郑? 华东政法大学



关键词: 证券监管/有效性/零和博弈/制度选择
内容提要: 为避免“股市赌场论”，我国主流学界一直否认证券市场的零和博弈特点，只是强调证券市场对优化资源配置的良好属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证券市场优化配置”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却无法回避为什么证券市场会存在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私利性行为，我们在现有理论框架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现有的监管制度不足以有效监管市场。基于学界与监管层在观点上并不接受证券市场为“彼之所得为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观点，因此我们的监管实践并不是根据零和博弈的特点“对症下药”，这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处于“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两难境地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试图从证券市场博弈的零和性分析出发，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制度诉求、有效监管的制约因素及制度选择的有效性在法经济学层面作番讨论，以期对我国证券监管的制度重塑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一、证券市场零和博弈的法经济学解读

（一）零和博弈与证券市场

零和博弈 （zero － sum game）属于博弈论的范畴，是新制度经济学就制度 （institution）对行为与交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的一个内容。零和博弈的概念最早由美籍匈牙利裔数学家冯·诺依曼 （J．VonNeumann）于 1928 年提出，并在与摩根斯顿合著的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一书中进行了定义：在博弈中，如果总收益在参与者之间所进行的分配，其总的结果是零，也就是说一个参与者的得必定是另一个参与者的失，则该等博弈为零和博弈。[1] （P51）零和博弈之所以称为 “零和”，是因为将胜负双方的 “得”与 “失”相加，总数为零，彼之所得必为我之所失、得失相加只能得零。因此零和博弈属于非合作博弈，各博弈方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和最小损失为目标，双方是没有合作机会的。在冯·诺依曼之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通过数学方程式的方式求得零和博弈下对博弈各方的最优平衡 “解”——纳什均衡：即零和博弈下可求得的全部博弈主体整体利益的优化值。纳什均衡进一步奠定了以零和博弈为代表的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基础。[2] （序 P4）在零和博弈中，博弈的结果既无法实现集体的最大利益，也无法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理想的博弈结果只能从整体上实现博弈主体群体利益的平衡，即次于个体最优利益选择的 “次优”选择。

在研究证券市场的特点及效用时，我国学者多强调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价值发现和投资获利功能，很少有人重视或强调证券市场的零和博弈特点，甚至有意回避或极力否认证券市场的零和博弈性。（注：有关证券市场是否为零和博弈市场的争论最早起源于 2000 年末 《财经》杂志在揭露我国基金业的某些黑幕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 《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时认为：（1）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2）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的现象；（3）中国证券市场市盈率过高。他还认为 （投机活动的盛行使得证券市场中）单纯的投机活动只不过和赌博一样，是钞票搬家、货币财富在不同主体之间再分配的一种 “零和博弈，从总体上说，它并不能使社会福利增加”。为此，厉以宁、董辅?、韩志国、萧灼基、吴晓求五位学者联名举行 “经济学家和媒体恳谈会”以反击吴敬琏教授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明确反对零和博弈的观点。）[3] （P287 －332）在西方国家，对证券市场的 “零和博弈”虽也存在争论，但争议主要存在于经济学家与市场参与者对博弈特性的不同认识：市场参与者认为证券市场不是零和博弈市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 “财富增值”的效应，资本市场不会得到如此发展；而主流经济学家则客观地将证券市场定性为存在 “零和博弈”交易的市场，因为市场在特定时期只存在财富在主体间的移转过程，而不存在财富增值的过程。[4] （序 P4）因此，从总体而言，证券市场上的发行与交易行为是市场主体围绕着对证券的不同估值认识所进行的零和博弈，这种零和博弈在下文所论述的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均可得以体现。

（二）发行人与投资者的零和博弈

证券市场用以交易的证券产品的制造者是发行人，发行人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募集资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资源的资金是从一个闲置的场所转移到可被利用的场所，此时资源配置体现为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资源从投资者手中的资本变为了发行人手中的货币或实物资产 （通过募集资金的使用过程）。在此等资源配置形态转移的过程中，就发行人而言，希望在对外发行证券越少的情况下获得越多的资金收入；对投资者而言则是在投入资金越少的情况下获得越多的证券数量，此时存在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抛开投资者提前转让证券收回投资成本（可能亏损或盈利）的情形，在一个特定周期内 （即投资回报期内），投资者的投资只表现为资产（金）的净流出，而发行人则体现为资产 （金）的净流入，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必须取决于发行人利用投资进行再生产所得的利润分配。如果发行人经营亏损，意味着投资人的投资预期落空，发行人不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只有发行人持续盈利才有机会通过分配利润的方式返还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因此，在投资回报期届满之前，投资者的资本只从形式上转变为发行人的收入并最终转化为资产投入，此时社会资源仅从一方转入另一方，是从一种形式 （货币）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资产），不存在社会资源 （财富）增加或减少的情形。此时，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就存在明显的 “彼之所得为已之所失”的零和博弈过程。这种零和博弈的基础是建立在投资者希望通过发行人的经营行为获得资本增值，然后发行人可将盈利以分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并进而重新转变为货币的预期之上。在此过程中，只有在初始的投资成本被收回并开始产生额外剩余的利润后，投资者对 “证券”的投资才产生回报，也只有于此时才可以说投资人对于证券的投资开始产生增加社会财富的结果 （即社会财富总量于此时才开始发生变化）。因此，只有当投资者在投资期限内因发行人出色的经营行为收回成本并产生额外盈利后，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交易的博弈结果才会超越零和博弈的界线而跨越至“正的博弈效应”，否则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只存在零和博弈的关系。

（三）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零和博弈

正是基于在投资回报期内投资者与证券发行人之间 “零和博弈”的特点，使得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希望退出的投资者通过公司以外的市场收回投资成本，围绕证券产品进行二手交易的市场开始形成。由于资金成本不同、利益偏好不同、风险承受不同，使得原先投资者对其持有证券的转让成为一种需要。伴随着这种需要，证券产权转让交易顺应而生。而这种市场的形成进一步促使原本依赖于从发行人获得回报的 “证券产品”从静止的、长期的产权持有状态向流动的、取决于短期获利的动态交易状态发展。在这样的产权流动过程中，产权转让的价格是通过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对 “证券产品”价值的博弈所形成的：买方与卖方的博弈围绕着双方对 “证券产品”价值的估量。但不论以何种方式衡量证券的价值，仅就资源配置与转移的指向而言，当 “证券”作为交易的标的后，资源（体现为资金）只是从一个交易方转移到另一个交易方，单个市场主体看似因为证券的交易出现利润或损失，但在排除证券本身的利润分配或公司资产增值的因素后，所有投入市场的资源配置只存在主体间的移转，市场资源总量没有发生变化，卖方 （最初的买方）的损失或利润就是买方 （最后的卖方）相对应的利润或损失。由此可见，证券的交易其实就相当于一种 “击鼓传花”式的资源传递接力，交易双方传接的是各自因资金成本、风险喜好而对于证券 “回报期”与 “回报率”的忍受。

因此，那些否定证券市场为零和博弈而坚持证券市场交易实现 “财富增值”的 “正博弈”的观点其实是误解了证券市场中财富增值的来源属性：从证券市场博弈过程而言，证券的发行与交易并不会产生财富增值的效应，证券市场的财富来源取决于通过 “证券发行人”吸纳投资而产生资产增值的超额回报，这种回报需要通过企业的实际生产活动产生，而不是通过交易主体的互相博弈产生，相互博弈的结果只是有失有得的 “零和”平衡。零和博弈市场存在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零和博弈实现对所有博弈主体整体而言的最优解，即在投资者、发行人、投资者间实现资本的有效循环：企业通过筹资获得外来资金扶持得到发展，长期投资人通过企业分红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得回报，短期投资者通过市场估值的差异赚取差价，短线交易可以提升证券的流动性保障投资者 “以脚投票”的退出机制。可见，市场参与者只要在一定的规则下形成共同遵守的定式，博弈的功能就能够起到发现价值、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上述功能发挥效用时，证券发行人、证券购买人、证券投资人在价值目标上发生存在重合的可能性，即通过投资人的投资使得发行人得以募集社会闲置资金并通过生产的运营实现发行人资产的增值，同时通过企业资产增值实现对投资者投资回报的回馈，也实现了社会资本的增值。

二、零和博弈特征下的监管制度诉求——基于外部性效果的讨论

在零和博弈特征下，证券市场参与主体难免存在为避免已之所失或增加已之所得而在交易中不择手段获取最大化利益的动机。若没有一定的规则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约束，证券市场主体具有采取诸如内幕消息、操纵市场、虚假披露等欺诈行为牟取博弈利益最大化的激励，因此，就证券市场的秩序维护而言，监管制度的设计与完善都应针对这种零和博弈而产生的 “私利性”行为。

（一）监管需求之争：基于外部性效应之分的 “自由论”与 “监管论”

监管 （regulation）不是管制，也不是简单的管理或监督，监管是通过立法、执法活动而对市场活动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约束、引导、规范的直接干预活动的总和。[5]（P2）由此，证券市场的监管可被理解为国家行政机关或市场组织者为保证证券市场运行的规范、稳定，保证市场主体行为的合法性而施加于市场主体的外部性行为。（注：通俗地讲，外部性是指外部主体或行为对某一经济行为进行干预时，其对经济行为产生的效益或成本。如果外部行为产生的效益高于当事人为此发生的交易成本，则产生正的外部性效应，如果效益低于交易成本则为负的外部性效应。以外部性为例，假设当立法者通过环境法规强制要求排污方向水体排污缴纳费用时，此种施加给排污者的缴费义务就是排污方以外的第三方强加给排污方的影响力，这种外部影响力增加排污方从事商事活动的成本，但这种外部施加的缴纳排污费义务从整体而言有助于避免排污者与受污者进行一对一的排污权交易的谈判，也有助于环境受损方的权利补偿，而且还可通过这种排污制度的安排促进污染排放的减少与受损群体的经济补偿，这就体现为减少交易成本的正外部性行为。）由于外部性存在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之分，因而是否需要政府对证券市场实施强制性监管在理论上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比如在强制信息披露方面，经济学家们主张依靠市场博弈力量即可实现对发行人全面披露的激励作用，他们认为强制性监管具有 “负的外部性”，且对新证券发行的管制无助于投资者， [6]（P264）因而反对政府以强制性披露的立法与执法方式进行信息披露。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乔治·J·斯蒂格勒在 1964 年发表了 《证券市场的公共监管》一文，他认为 SEC 的强制披露系统并无必要。他通过若干股票样本在不同阶段价格变化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1933 年证券法》项下的强制披露监管要求对于向公众发售的新证券的质量没有任何重要的影响。[7]（P124）随后，格雷格·A·杰瑞教授使用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MP）和跨期回报 （RATS）模型对 “有效资本市场”进行了与斯蒂格勒教授类似的研究，他的结论同样是：SEC 对新发行的证券的注册要求是失败的。[8]（P627 －650）持相似观点的卡罗·J·西蒙教授在1989 年的研究中认为：《1933 年证券法》对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证券的价格与价值偏差影响不明显；相反，在其它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其偏差则较明显。因此 《1933 年证券法》显著地影响了那些在此之前不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公司。[9]（P295 －318）概括而言，那些反对政府外部监管的观点认为，监管活动充其量只能为市场制订一个最低的行为标准。而一旦这个体系开始运转，监管活动则更倾向于在惩罚不当行为方面发挥作用，而在鼓励市场参与并提高体系表现水平方面，监管的作用却是比较差的。 [10] （P114 －115）然而以法学家为主的观点却强烈支持政府的强制性监管。他们的理由集中于：第一，信息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只有依靠强制披露才有效率；第二，依靠私人获取信息成本巨大，不可能满足充分获取的效果；第三，自我披露效果的有限性，容易忽视市场主体行为因私利性导致的不对称披露；第四，有效市场中理性投资者优化股票池的信息分析需要强制性披露的信息。 [11] （P722 －723）因此，坚持监管的学者认为：（1）缺乏强制性披露的监管将会使发行人隐瞒或误导一些对投资决定有用的信息；（2）没有强制性披露的监管，承销成本与内幕人员的薪水及津贴将会过大；（3）没有强制性披露的监管措施，不利于在市场中建立 “公共信心”；（4）没有强制披露监管系统，无法保证在州法及私人自治组织层面确保发行人及参与人进行最佳的披露；（5）没有强制披露监管系统，无法保证民事或刑事诉讼的顺畅执行。[12]（P9）

无论对待证券监管的理论争议有多大，在实践中，防范市场主体私利性而引起的恶性竞争是政府保护市场公平、有序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从全球范围的监管实践来看，世界各国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态度并不在于要不要监管，而是着手于如何进行监管，特别是面临如何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随着2008 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市场主体的私利性及贪婪性而引发的道德风险、违约风险及欺诈风险会对市场规则产生冲击与破坏的预言已再一次得到证明。这些风险并不能依靠市场主体的自律约束或博弈制约而自动避免，市场的自私性与自利性需要借助更有效的外部力量进行约束与调整，这种外部的力量就是政府和/或自律组织的监管，因此，监管是证券市场必不可少的维护博弈秩序的外部手段。

（二）监管需求的满足：基于效果目标之上的制度选择

既然监管是必要的，那么在采取或实施监管过程中就面临着另一个选择：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必要、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本身是一种以 “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行动准则，即通过集体行为所要求的个人行为的实行、避免和克制来产生集体的 “安全”、“服从”、“自由”和 “公开”。[13]（P87 －89）进一步而言，如果说市场规则决定了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机会以及权利的话，那么制度就决定了一个人可以在什么样的规则下行使这样的机会和权利。制度是一种社会或组织的规则，这种规则帮助人们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形成合理的预期，并且社会从这种预期中对人际关系进行协调。[14]（P204）根据科斯定理，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节省私人交易的费用，减少交易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成本，[15]（P1 －14）制度交易 （安排）可以被看作是提高生产效率、重新分配收入、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和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最佳方式。[16]（P151）

因此，在 “选择权利就是选择利益”的背景下，利益集团间的讨价还价就成为监管过程和监管制度的一种普遍特征，[17]（P7 －8）由此引发我们在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选择与改革过程中必须关注到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威胁。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从现有制度中获得利益，是变革的阻力，即使这种制度变革有助于整体社会 （大众）的利益，仍会遭到极大的阻力；第二个变量来自于以为机制变革会损害自己利益的庞大的弱势群体的威胁。通常情形下，我们认为弱势群体应该是支持改革的群体，但事实上，弱势群体可能由于知识、经验及力量的弱势，在面对制度变革的选择不具备影响力的情况下，只有以抗议、影响社会稳定等方式维持原有其已认知的制度方式，阻碍制度向更为有效的方面变革。这两种变量所存在的人群看似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他们如果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促使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18]（序 PXV － XVI）

以苏联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为例：虽然苏联在解体前也试图从经济制度上进行效率改革，但当苏联共产党高层试图明显地变革经济体制时，他们可能面临有强烈维持现状激励 （比如享有职位的隐性收入、权力控制）的官员们的反抗，进而遭受政治统治地位的威胁。因此，统治者既面临租金最大化，又面临诺思所强调的交易成本的约束……这样，改革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中止或弱化，那么也可能在中途被破坏、扭曲，或者最终转向。[19]（P87 －88）考虑到这些变量的影响，监管制度的选择面临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情形是制度明确，给予市场主体预期明确，市场规律得到尊重，法律得到执行；第二种情形是制度本身明确，市场预期也明确，但因为市场主体对制度价值的不认可而产生实际执行的负面性；第三种情形是看似存在明确的制度而实际上制度本身无法让市场主体了解制度是如何运作或操作，也没有可被明确执行或遵从的标准，从而造成制度的 “形而上学”。

就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目标选择而言，只有那些制度清晰、预期明确、执行到位、保障有力的监管制度体系才是我们对证券市场实现有效监管所追求的目标。但这种理想化的监管制度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证券市场零和博弈性质的充分认识，还取决于下文中足以约束监管制度有效性的现实条件与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