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房屋租赁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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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幼儿园管理办法
上海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幼儿园管理，促进本市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招收三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的幼儿园。
第三条 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应当促进幼儿在体、智、德、美方面和谐发展，并为幼儿家长安心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分布状况，制定幼儿园的发展规划，设置全日制、半日制、寄宿制和季节制等多种类型的幼儿园。
第五条 幼儿教育事业应当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多方办的原则；鼓励社会各界人士自愿捐助兴办幼儿园。
第六条 上海市教育局是本市幼儿园的行政主管部门。
区、县教育局负责本地区幼儿园的行政管理工作，并对各类幼儿园进行业务指导。

第二章 幼儿园设置的条件
第七条 幼儿园应当设置在安全区域内。禁止在污染区和危险区内设置幼儿园。
第八条 设置幼儿园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幼儿园园舍场地应相对独立；与住宅楼、单位用房等相连的幼儿园，必须有独立的出入口和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二）有幼儿活动室、厕所、盥洗室（或流动水洗手池）、保健室（橱）、厨房、教师办公室等基本用房及户外活动场地；寄宿制幼儿园并须有幼儿专用、每人一床的独立寝室，疾病隔离室，浴室，洗衣房，教职工值班室，家长接待室等。
（三）配备适合幼儿的桌椅、玩具架、盥洗卫生用具，以及保证幼儿教育和生活所必需的其他设备和用品。
（四）幼儿园的教具和玩具必须符合安全、卫生和教育的要求；教具、玩具必须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配备。
第九条 除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外，新建、改建、扩建幼儿园的建筑面积和建筑设计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
第十条 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幼儿园的园长应当具有幼儿师范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幼儿教育专业）毕业文化程度或者取得幼儿园教师专业合格证书，并有三年以上幼儿园工作实践经验；
（二）幼儿园的教师必须具有幼儿师范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幼儿教育专业）毕业文化程度或者取得幼儿园教师专业合格证书；
（三）幼儿园的保健人员应当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并经过一年以上保健专业培训；
（四）幼儿园的保育员应当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并经过保育职业培训。
第十一条 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进行全面体格检查。凡患有慢性传染病、精神病者，不得在幼儿园工作。

第三章 设置幼儿园的审批程序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举办幼儿园，必须按下列规定申请登记注册：
（一）在市区、县属镇、独立工业区举办幼儿园的，在设置前两个月向所在区（县）教育局提出申请。
（二）在郊县乡（镇）、村举办幼儿园的，在设置前两个月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第十三条 区（县）教育局、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申请的次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设置条件的幼儿园，准予办理登记注册；对不符合设置条件的幼儿园，不予登记注册，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准予登记注册的幼儿园报区（县）教育局备案。区（县）教育局应当将准予登记注册的幼儿园报市教育局备案。
第十五条 幼儿园需要停办的，必须在三个月前向原登记注册部门提出申请，经区、县教育局批准后办理注销手续。

第四章 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工作
第十六条 幼儿园必须贯彻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创设与幼儿保育、教育相适应的和谐环境，引导幼儿个性的健康发展。幼儿园应当保障幼儿的身体健康，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和品德行为，促进幼儿的智力发展。
第十七条 幼儿在入园前必须按照卫生保健制度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方可入园。
第十八条 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健康检查制度：
（一）定期为幼儿检查身体并建立健康卡；
（二）每天早晨必须检查幼儿身体状况并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
第十九条 幼儿园应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制定一日生活作息制度，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幼儿园应保证幼儿饮水，两餐间隔时间不少于三小时半，对幼儿大、小便的次数和时间不得限制。
第二十条 幼儿园可以根据本园的实际，安排和选择教育内容与方法，但不得进行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有损于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
幼儿园的一日活动应动静交替，并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非寄宿制幼儿园安排幼儿参加户外活动时间每天不得少于二小时；寄宿制幼儿园安排幼儿参加户外活动的时间每天不得少于三小时。
第二十一条 幼儿园必须保证幼儿合理膳食，编制幼儿营养平衡的食谱，定期进行营养素摄入量分析。
第二十二条 幼儿园须严格执行卫生消毒和隔离制度，按下列要求做好计划免疫和疾病防治工作：
（一）保持内部环境整洁，室内空气畅通，厕所无异味；
（二）幼儿餐具、玩具必须定期消毒；
（三）对患传染病的幼儿必须及时隔离，实施必要的卫生处理和预防措施。
第二十三条 禁止虐待、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
第二十四条 幼儿园的教师在教育教学和各种游戏中，必须使用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幼儿为主的幼儿园，可以使用该民族通用的语言。

第五章 幼儿园的行政事务
第二十五条 幼儿园工作人员实行聘任或任命制。幼儿园园长负责幼儿园的全面工作。
第二十六条 区、县教育局负责组织培训幼儿园教师，审定考核幼儿园教师的资格。
第二十七条 幼儿园每年秋季招生。每班人数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幼儿园应建立安全防护制度，教师与家长交接幼儿制度。
幼儿园规定的幼儿到园和离园时间，应当适应家长生产、工作的需要。
第二十九条 幼儿园不实行寒假、暑假制度。在中、小学的寒假、暑假期间，幼儿园工作人员实行轮流休假。
第三十条 幼儿园的幼儿膳食经费必须建立专门帐户，并定期向家长公开帐目。幼儿园幼儿的膳食制作和用膳必须与工作人员分开。
第三十一条 幼儿园内禁止吸烟。
第三十二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设置的幼儿园，除招收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子女之外，有条件的应招收附近居民子女。
第三十三条 幼儿园出租、出借园舍和场地，必须经所在地的区、县教育局批准，并不得妨碍幼儿保育和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三十四条 幼儿园必须按照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共同制定的收费项目、标准收取费用。
收取的费用必须专款专用，不得移作他用。
第三十五条 幼儿园的经费来源：
（一）国家举办的幼儿园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按规定收取的管理费作为补充。
（二）集体性质幼儿园的经费以收取的管理费为主，财政适当补贴。
（三）单位和个人举办的幼儿园的经费由设置者自行筹措，并按规定收取管理费。
幼儿园可接受境内外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捐资，作为幼儿园经费的补充。幼儿园接受的损资应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使用。
第三十六条 幼儿园必须遵守财务制度，并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幼儿园办园水平评估和定级的标准，由市教育局另行制定。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幼儿园园舍、设施不符合国家和本市卫生标准、安全标准，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办园。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登记注册，擅自举办幼儿园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招生或停止办园。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或停止办园。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按下列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罚，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予以警告并可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的，予以警告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克扣、挪用幼儿园经费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一）侵占、破坏幼儿园园舍、设备的；
（二）干扰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的；
（三）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决定。教育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必须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款、非法所得，必须出具罚没款收据。罚没收入按国家规定上缴国库。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按《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举办的幼儿园，应在本办法施行后六个月内，按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申请登记注册手续。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教育局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1992年9月26日
中国近代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背景
——以违警罚法为视角

摘要: 中国近代有关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扩张化的趋势，违警罚法的立法演变即为典型代表。“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为统治者通过警察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极佳道具，“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则为警察职权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三者交织成为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时代助力。
关键词: 违警罚法/社会本位/国家主义/新生活运动



清末，内外交困的中国踏上西法东渐的法律转型之旅。与之相伴，西式警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绿营、捕快和保甲等，构建起近代中国新型的治安管理模式。在西方法治文明的影响下，警察法规的制定与警政的建设发展始终相随。数量庞杂的警察法规中，有许多是为警察确定职责与权限的。笔者查阅后发现关于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出扩张化的趋势，即警察职权所涉趋于宽泛化和细致化。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立法的时代背景怎样？为便于研究，本文将选择违警罚法作为讨论样本。违警罚法在近代警察法规中较为引人注目，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通行全国的治安法规，其内容近似今天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的立法脉络清晰且有较强的延续性，1906年民政部颁布的《违警罪章程》是其嚆矢，随后的四次修订——1908年《大清违警律》，1915年的《违警罚法》，1928年的《违警罚法》及1943年的《违警罚法》，依次演进，以治安法规的独特角度展示着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变迁。违警罚法一般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规定治安处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分则规定具体处罚的领域及行为。比对几部违警罚法，分则的内容随着每次修订在不断地扩充。这正是中国近代警察违警处罚职权立法扩张趋势的典型体现。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探析中国近代治安处罚职权实现立法扩张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

中国古代有警察之实，而无警察之名。直至清末才在内忧外患之下被动地建立源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近代西方警察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过全面控制的“警察国”时代和自由放任的“夜警国家”两个时代。①20世纪以后，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夜警国家逐渐陷入财富垄断，经济畸形，贫富悬殊，强凌弱欺的社会混乱之中。时有谚语云：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由。于是顺应时势所趋与社会所求，国家开始于某种程度内对人民生活重新实施干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限制，以求社会获得共存共荣之幸福。此时国家的任务是不但要消极地保护个人生命财产与自由安全，而且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增进国家、社会与民众的福利。国家往往通过立法特别允许警察在某些场合以权力命令强制民众，以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在经济、文化、卫生、交通、建筑、救济等领域，警察均有参与。警察行政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

回观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近代警政建设。移植和模仿国外的路径依赖导致我国近代警察自建立起，就理所当然被视为内务行政建设的组成部分。这种警察行政的定位反映了一种应和世界潮流的制度设计。由于警察最根本的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稳定及社会公共秩序，因而警察职权的大小与国家的政治状况及行政权力密切相关。近代我国的国情是：浓厚的行政强权传统，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缺乏稳定的战争常态以及移植外法的被动选择。这些所构成的合力促使统治者在构建新式警察制度时，张扬社会本位的旗帜，模糊国家与社会之界限，以积极干涉社会公共生活促进国民福利为由，行国家行政权力伸张之实。于是，中国近代警察的职权便应和着西方兴起的“社会本位”及行政扩权潮流，也呈现出逐步扩张的趋势。具体到违警罚法，便表现为分则中所涉及的内容逐渐细密，由此实现国家对社会更广泛、更细致的控制。

诚如某学者所言，“二十世纪社会日趋复杂，经济之设施，错综万端，因之发生之危害，亦层见叠出。倘一本往日之放任主义，不加以相当之限制，则社会将陷于危险之地位，而人民即无安居乐业之可言。故国家特设机关，使于法令范围内，行使国家统治权，限制人民违法之行动，此种预防公共危害及维持社会安宁之国权作用，谓之警察权。警察之作用，即在增进人民之福利，辅助各种政务之推进，当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尤其是在今日一般民众程度低下之中国，警察负有社会先导之责。”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党治”、“军治”的浓厚色彩下，警察职权的扩张在警政理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警学专家及警政高官的李士珍指出：就职能上观察，警察绝不限于维持社会公共安宁秩序之消极作用，而尤有推行政令、指导民众、保护民众之积极作用也。蒋介石也非常重视警察的政治职能，明确指出：“政治纲要，管教养卫四项中，无一项能离开警察……警察之于民众必须做到管与卫两方面作之君，养的方面作之亲，教的方面作之师的地步。”李士珍对蒋的训示做了解释：防止公共危害即为“卫”，维持社会安宁秩序即为管，指导人民生活即为“教”，促进一般福利即为“养”，处近日之中国，管教养卫实为建国施政之方针，警察行政必须与国策相配合以推动而达成之也。③

由此可见，警察作为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法定手段，“社会本位”名义下的警察得以广泛、细致地干预民众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后果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促进我国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古代的中国，承担治安防卫职能的军队及官署的职权设计基本只追求维持政权的稳定，对于社会自身的发展却鲜有关注。而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背后，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在悄然发生。在这其中，警察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其社会性公益职能应时产生。虽然历届政府举办警政最主要的目的仍在于维持其统治，政治性职能仍为近代警察职能实际运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不可否认警察在促进近代新型城市的形成和建设中，尤其在城市的文明、卫生、交通等方面，卓有贡献。另一方面，正如前所述，“社会本位”在中国近代是统治者通过国家力量加大对社会控制的极佳道具，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观念结合在一起，正如下述。

二、“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

我国近代警察制度属于舶来品，自清末始，其建立直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日本近代改革后期效仿的对象是德国。因此近代警察观念及相关制度的渊源在于日本和德国。之所以选择德、日二国，最根本的考虑仍在于国情的相似。

德国在中世纪末期，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迫切要求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就意味着消灭领地与分封制，加强中央权力，对外则保持国家独立，实行民族自决。国家主义观念④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的这种需要。而近代日本天皇一统，明治维新所引发的富国强兵效应也给了中国效仿近邻的决心。

自清末始，面临强敌环伺、国力衰微的困境，中国亟需宣扬国家主权、民族自决并以此作为抵御外侮的有力工具。军阀割据混战成为近代社会之常态，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强烈渴望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求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此外，由于中国的近代化起步较晚，这使得原本习惯于如今却丧失了地域上政治与文化优越性的中国陷入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焦虑”，并由此引发意欲重回世界政治文化中心地带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在强烈地支配着国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⑤想要急起直追，尽快富强，就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高效运作的行政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地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政治改革，实现兵强国富。

由此，相近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德、日等大陆法系中的国家主义观念较易被近代中国认同；而传统的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权力及皇帝(即国家)垄断立法权的“大一统”观念与近代国家主义观念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也为国家主义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培育了土壤。⑥

于是，清末修律变法中，沈家本、杨度等法理派以国家主义作为变法改革的指导思想，⑦他们强调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保障个人自由及权利，宣扬国家利益高于家族利益，虽然与西方的国家主义观念不尽相同，但却为扫除传统社会家族本位观念发挥了效用。

辛亥革命后，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成为各界共识。若无统一强大的政府，就不能统一内政，进而“国防外交必因之废弛失败”，因此“民国宪法应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立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⑧而以梁启超为首的原立宪派在论证了法、德、日近代以来依靠实施开明专制而强国的经验后，也转而诉求国家主权、政府强权的国家主义，主张在统一秩序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走出中国现实之危局。“国家为重，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以殉人民。”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初尝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国家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认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冲突之虞”，⑩“民主立宪之国，主权在民，民权与国权一而二，二而一也”(11)。五四以后，孙中山吸收了苏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传统的家族本位使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一盘散沙，想要独立富强，必须将家族合成国族，变家族主义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即国家主义；他在经济上主张“节制资本”，以国家资本节制民间资本，建立“集产社会主义”发展民生；他的“民权”主义舍弃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核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肯定，强调对国家权力和自由的追求。中国人自由太多，要牺牲个人过多的自由去为国家争取自由，才能免受外侮。(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被誉为治国方针，因之其国家主义观念也得以弘扬。在立法领域，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们具体提出了社会本位、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三民主义立法理论。“社会”、“民族”、“国家”三个概念在胡氏理论中是相近的概念，均与“个人”相对应。(13)该立法思想的提出既是为了趋附当时西方国家社会本位立法潮流、落实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同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贯彻这种立法思想正好符合稳固和加强这一时期国民党集权统治的需要。(14)在并未经历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又未对近代国家与社会两个概念有清晰区分的前提下，西方舶来的“社会本位”很难不成为中国“国家主义”代名词。而国家主义也就成了某些统治者进行专制独裁的堂皇武器。

由上可知，由于特殊的国情，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历经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走了一段“绝对主义”国家道路，期望以此确立统一、稳固的政权，并以国家的力量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奠定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而国家主义观念正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其渗透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就包括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警察制度。

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是舶来品。国情的相近，导致主要参照物是德日警察模式。德、日二国均为近代变革较晚，但却迅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振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典范。它们高度集权的国家警察模式也成了近代中国尽力效仿的对象。曾有警界人士感叹：“中国警制向来模仿日本，民国已还，仍封固步……迄今各地大小警察机关，皆视为国家直接警察机关，无立于自治机关管辖之下者。这种纯粹官治组织的警察制度，自从前之国家方面观察，诚不乏健全理论，以拥护其立法精神；但增进警卫，为训政时期筹备自治之一……将来之理想警察制度，当以自治警察为依归。”(15)自治警察的理想恰好反衬出国家警察的现实。另有警界专家甚至指出：即便真到了宪政时期，一般国民真的具备了自治能力，也以采用折衷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制度为佳。在中央的严格监督统治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办理警政。中央站在国家治理的立场上，加以指挥监督，使警政达到“国家的统一”的地步。(16)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理念、“国家主义”观念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及行政强权的特质在这特定的时空发生交织，以应对外敌环伺、内患不绝、政权频更、社会动荡的特殊社会环境。在民国立法者的眼里，社会本位是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大体相当的。违警罚法作为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警察法规，预防危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其主旨，社会本位理念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其内容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时代注脚。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通过行政权力的扩张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才是真正的追求所在。

三、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剿共行营发动了被他视为“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运动”(17)的新生活运动。这次运动时断时续，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前后历时15年，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开展的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台湾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被认为大陆新生活运动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