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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保护农村专业户合法权益的暂行规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5年3月20日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我省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涌现的专业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带头勤劳致富，发展商品生产，对改变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力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为
了保护农村专业户生产经营的合法权益，特作如下规定：
一、农村专业户是以商品生产、经营为主要目的，以家庭生产、经营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农村专业户承包使用的集体财产和自有财产及其合法收入，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三、农村专业户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自主决定生产经营的项目、方式和规模。可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捕捞业、农产品加工业、工业、采矿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建材业、修理业、旅游业、饮食业、服务业等行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进行生产和经营，参与市场竞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限制。
农村专业户可以根据国家的政策和生产经营的需要请帮手、带徒弟，也可以聘请技术人员。专业户与受聘用人员签订的合同，对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福利待遇等，应作出规定，并严格履行。
农村专业户可以根据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遵循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
农村专业户的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按照国家涉外经济法规的有关规定，在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的指导下，通过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等形式，参与对外经济活动。
四、农村专业户之间，以及专业户同承包户、城镇个体户和其它各种经济组织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受法律保护。经济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发生经济合同纠纷时，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
调解或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经济合同的管理，做好经济合同的鉴证工作。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向农村专业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做好经济合同的公证工作。
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向专业户派工、派物、派款；不得利用职权或其它手段，强行与专业户搭股；不得向专业户强行借、赊、拿、占、吃，或压价购买产品；不得对专业户乱罚款。违者，必须坚决纠正，并可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六、对农村专业户的征税，要按照国家税法办事，依率计征。不得随意增加税目、提高税率；不得违反税收政策法令，擅自重复征税，擅自改变起征点；也不得擅自决定减税、免税。
七、对专业户的收费，要按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其它部门不得随意增加收费项目，任意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八、对农村专业户的发明创造和重大技术改进，应予鼓励和保护。凡符合技术发明奖励条件的，可以享受奖励；符合申请专利条件的，可以申请专利。
九、对侵犯农村专业户合法权益的行为，专业户有权抵制，有权向当地人民政府或司法机关控告。受理机关要及时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打击报复。
十、对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索贿、哄抢、纵火、爆炸、投毒、破坏生产设施等侵犯专业户合法权益的案件，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要及时受理，依法查处。
十一、从事工业、商业、运输、建筑、服务等业的农村专业户，必须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照章管理。
十二、农村专业户应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认真履行对国家和集体承担的义务。要从事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建立财物制度，服从管理，照章纳税。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危害人民的健康。对偷税漏税、投机诈骗、倒买倒卖、行贿舞弊、掺杂使假、假冒商标、扰乱市场
和侵占国家、集体财物，以及破坏风景园林、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十三、对骗取国家贷款、物资，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损害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的，要依法处理。
十四、农村专业户可以按专业或行政区域成立协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活动，维护专业户的合法权益，为专业户提供信息、技术及其它各种服务。
十五、本规定同时适用于农村家庭农场、家庭林场、家庭工厂以及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和集镇的个体工商户。
十六、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5年3月20日
在中国历史上，宪法典翻译是与宪法文化和宪法学共同发展起来的，并对宪法文化与宪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宪法典翻译的历史概况

在百余年的中国宪法(学)发展历程中，官方或者学者曾翻译出版过若干外国宪法典。这些宪法典对法制发展，尤其是宪法(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官方的宪法典翻译

自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以后，政治改革特别是仿行宪政，成为清末的头等大事。1905年11月25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上谕，设立“考察政治馆”，1906年考察政治大臣归来后，将数百种外国政治书籍交给考察政治馆，由其编译整理，官方对宪法典的翻译由此发轫。1907年8月13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五日)，为了适应预备立宪的需要，清廷决定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专门从事宪政研究。该机构一直工作到1911年6月23日才被裁撤，并入内阁。1913年以来，宪法典的翻译与编辑成为宪政建设与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为当时的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不同时期宪法学发展需要，重视外国宪法典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在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组不仅翻译了苏联宪法，而且还搜集翻译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典。宪法起草委员会编辑的《世界各国宪法资料集》、《民主主义国家宪法选辑》等参考书对了解当时代表性国家的宪法，正确把握1954年宪法的历史定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当时翻译出版外国宪法典有助于比较不同国家的宪法制度，为完善本国宪法典和宪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民间的宪法典翻译

民间翻译宪法典的工作大致开始于戊戌变法之后。1901年，近代日文翻译家沈?翻译了伊藤博文的《日本宪法义解》，开启了民间翻译宪法典之风。新中国成立后，民间的宪法典翻译工作向精细化、全面化发展。1964年，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法律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世界各国宪法汇编》(第一辑)。1981年，为配合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宪法分解资料》，把主要国家宪法文本进行翻译后，按照主题类型化并加以归类，以便于读者查阅。1997年，姜士林等主编的《世界宪法大全》在青岛出版社出版。现在出版的这部《世界各国宪法》，将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悉数译为中文，是迄今为止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宪法文本集。

二、宪法典翻译的价值与功能

翻译宪法文本、研究宪法文本，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和宪法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年是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回顾1982年宪法实施30年的贡献、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思考未来中国宪法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重大。回顾30年宪法的实施，我们要更加珍惜宪法实施的成就，更加重视宪法文本，用历史和客观的立场评价1982年宪法。在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宪法》不仅具有纪念意义，对宪法发展与宪法学研究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挖掘宪法典的文化与价值

从清末立宪算起，中国宪法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君主制与共和制、总统制与议会制、集权制与分权制等不同的宪法体制粉墨登场，促生了不同的宪法文本，这些文本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典，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传统。翻译和整理宪法文本，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客观而扎实的基础，便于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宪法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准确把握宪法的历史背景。

宪法文本是特定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对宪法制度的了解和宪法学的研究应当以文本作为基本出发点。在特定历史阶段产生并施行的宪法，实际上是宪法制度、思想、学说以及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同要素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推动，形成了宪法文本的多样性。

总之，宪法文化是一种综合的现象，体现在文本中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也是综合的、立体的、多样的。面对193个国家多样化的宪法文本，我们需要采取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否则会人为地割裂宪法制度、思想以及文化之间的关联性。

(二)了解国外宪制，推动本国宪法发展

所谓宪法典，就是制宪者通过制宪程序把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写在文本之中，形成本国的宪法。宪法文本就是用文字写下的一种宪法价值体系或者价值表达。阅读宪法文本时我们看到的是文字，但文字承载的是这个国家基本的价值观，展示的是这个国家的宪政制度。借助宪法典，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一国的基本制度及其变迁、国家与公民、权力配置、外交政策、社会基本共识等。

中国的宪法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引进与移植一直是中国宪法学者最为主要的学术工作，西方宪法学知识是中国宪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立宪主义早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普遍认可的价值观。而宪法价值的普遍化、宪法保障方式的多样化，也成为一个国家宪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也不可否认，学习外国宪法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解释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宪法现象，并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导与具体对策，而这必然要关涉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现实。

宪法学研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我们都要把对文本的理解、解释作为基本内容。熟悉宪法文本，认真地对待文本，有助于发挥宪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丰富宪法运行机制的形式，使宪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

(三)促进比较宪法学的发展

在中国，比较宪法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植西方宪法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最早建立的宪法学分支学科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由于学术环境的相对宽松及欧美、日本宪法学思想的熏陶，比较宪法研究盛极一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准备与宪法实践的体验，有的学者开始出版比较宪法学的著作，其中，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最具代表性，反映了中国比较宪法学当时的学术水平。

介绍与翻译西方国家宪法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展开比较，而且这项活动本身就是比较方法的一种运用，并构成了比较宪法学展开的一项基础。可以说，早期的中国学者是通过比较宪法和外国宪法来研究宪法理论的，比较宪法和外国宪法的经验与认识成为学者思考中国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体系的知识基础与方法论基础，而宪法文本的翻译对比较宪法的研究与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比较宪法学已经成为中国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宪法学未来发展的思想来源之一。

(四)推动宪法学理论的发展

包括宪法典在内的宪法性法律文本的翻译，对学术界开展学术交流、推动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从20世纪初开始，在法律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学术界同时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专门介绍西方宪法制度与理论的著作。最初是对西方宪法制度和有关理论的知识背景的介绍，后来逐步发展为系统翻译乃至提炼学术观点并逐渐形成体系。

当时，为了知识引进的需要与扩大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学术界还专门成立了一些翻译机构，如译书汇编社、国学社、湖南编译社、闽学会等。西方近代宪法典翻译以及宪法学说的广泛介绍，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为学术界分析社会问题，推进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工具，成为当时的志士仁人设计救国方案的参照系。

(五)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