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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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2007年6月13日）
深府办〔2007〕91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政府部门财经行为，强化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意识，实行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负责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是指市政府对所属各部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财经职责，造成财经工作的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的，依照本办法追究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责任。
第三条 政府部门行政首长财经责任问责实行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合法、客观、公正地进行。
第四条 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应对本部门的预算编制、执行及决算的合法性、完整性、真实性和部门管理的所有财政性资金负责。对经济责任审计中反映的问题承担相应责任，对所属机关及下属单位实行全面管理并负领导责任。
第五条 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量入为出，保证重点，兼顾一般；注重资金使用绩效。
第六条 政府部门的会计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未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造成重大损失的；
（二）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设置账外账或保留账外资金的。
第七条 部门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隐瞒本单位结余和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来源的；
（二）预算编制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提供虚假材料和数据，骗取财政预算资金的；
（三）采购预算执行规避政府集中采购程序的；
（四）违反财政零余额账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经财政部门批准将单位零余额账户的财政资金划入自有资金账户的；
（五）擅自动用历年结余资金和预算准备金的；
（六）重大支出项目，不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擅自决定的；
（七）授意会计人员隐瞒收入、虚列支出，提供虚假决算信息的。
第八条 在非税收入管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擅自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政府性基金项目或设置罚没处罚项目的；
（二）擅自变更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项目的征收性质、名称、对象、征收范围、征收标准或罚没范围、标准的；
（三）擅自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或罚没处罚的；
（四）不履行或不按照规定履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征收、罚没职责，应收不收、应罚不罚或不按规定范围、标准征收或处罚的；
（五）不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各项政府非税收入的；
（六）隐瞒、截留、挤占、挪用、坐收坐支各项政府非税收入的；
（七）擅自变更专项资金支出范围、开支标准，不按规定受理和审批专项资金使用申请的。
第九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在申请建设资金时故意提供虚假请款资料的；
（二）未按照《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等规定使用建设资金的；
（三）政府投资项目建成后，未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和竣工验收的，但由于承包人原因延误的除外；
（四）政府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批复后，未按照规定及时上缴项目结余资金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的。
第十条 根据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和其他有效途径反映，有下列情形之一并查证属实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公款私存；
（二）违规用公款购买个人商业保险的；
（三）违反统一临时岗位津贴制度的；
（四）违反规定程序和权限，擅自决定投资性支出、对外借出资金、贷款或贷款担保的；
（五）用公款购买购物卡的；
（六）占用公物或借用公款进行盈利性活动的。
第十一条 政府部门违反有关账户管理规定，擅自在金融机构开立、使用账户的，应对行政首长问责。
第十二条 政府部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擅自处置，违规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应对行政首长问责。
第十三条 政府部门及其行政首长有本规定之外的其他行为，造成财经工作的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十四条 对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的财经责任问责程序、问责方式等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各区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政府的部门行政首长和街道办事处主任追究财经责任，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所犯罪行特别严重能否判处无期徒刑问题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所犯罪行特别严重能否判处无期徒刑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1年4月17日，最高法院研究室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吉高法研发（1991）2号《关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能否判处无期徒刑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基本同意你院的意见。根据刑法第四十四条和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最高刑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在办理具体案件中，根据刑法第十四条第三款关于“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罪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罪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应当从严掌握。
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能否判处无期徒刑的请示 吉高法研发（1991）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最近审理一起王守巍故意杀人、抢劫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守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王守巍的法定代理人王玉家以“原审认定王守巍年龄有误，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经我院审理，王守巍犯罪时尚差11天不满16周岁，原审认定已满16岁有误。审判委员会认为虽然王守巍所犯罪行特别严重，但是根据刑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王守巍不满16岁，因此不能判处“死缓”意见是一致的。但就如何改判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法定最高刑为“死缓”。这一规定已体现了刑法第十四条第三款对未成年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法定从轻原则，如无其它从轻减轻条件就不能再依照刑法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已满14岁不满16岁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法定最高刑，应根据刑法第四十四条理解为无期徒刑。这一法定最高刑已体现了刑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的从轻原则，如无其它从轻减轻条件，也不能再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刑法第四十四条中规定的刑罚原则，限定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缓”的特别规定，同时又体现了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不能适用“死缓”的原则。但是刑法没明确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应判何种法定最高刑，因此，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具体量刑时可在无期徒刑的基础上，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单一罪行的实际量刑不能超过有期徒刑十五年，数罪并罚的不能超过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院倾向第一种意见。
当否，请批示。
1990年12月21日
新刑法罪名类型之分析
作者：桂亚胜 华东政法学院98级刑法专业研究生
罪名是犯罪的名称，是对具体犯罪本质或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确立罪名，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刑法理论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①事实上，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内容上较79年刑法大为扩充，尤其是在刑法分则部分更是如此。相应地，刑法的罪名也大副度增加。在此情况下，罪名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
长期以来，刑法理论界一直呼吁罪名的立法化，但在刑法修订过程当中，立法机关仍然未采纳此建议。确立罪名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再一次交给了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9日的司法解释将97年刑法的罪名确定为413个。那么，这413个罪名与修订前刑法的相关罪名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这不仅仅是纯粹的刑法理论问题，而是直接与刑法司法实践紧密相关。例如，同样一个罪名，在97年刑法与79年刑法中，其内容是否一致，新刑法新增罪名是否有溯及力以及“口袋罪”分解以后所产生的罪名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等等。据此，本文将就新刑法中的罪名作一番粗浅的类型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 罪名的第一层次分类：传统罪名与新罪名
这是根据两部刑法典（即79年刑法与97年刑法）之间的比较所作的第一层次的分类，也是新刑法罪名的基础性分类。所谓传统罪名是指79年刑法与97年刑法都确立的罪名，如盗窃罪、诈骗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等等。所谓新罪名是指在79年刑法中没有确立，但在97年刑法中予以确立的罪名。如97年刑法中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合同诈骗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等，这些都是79年刑法所没有的罪名，故称之为新罪名。
二、罪名的第二层次分类
（一）、第二层次分类之一：对传统罪名的分类 虽然传统罪名是指前后两部刑法都规定的罪名，但根据其所涵盖的内容，可以把传统罪名分为以下三种：
1、完全保留的传统罪名：即罪名本身及其所概括的具体犯罪的本质特征均未发生任何的变化。如故意杀人罪，79年刑法第132条与97年刑法第232条都确立了此罪名，且二者所反映的内容及其本质特征完全一致。同样的罪名还有如放火罪（79年刑法第105条、97年刑法第114条）、故意伤害罪（79年刑法第134条、 97年刑法第234条）、强奸罪（79年刑法第139条第1款、 97年刑法第236条第1款）、重婚罪（79年刑法第180条、 97年刑法第258条）、盗窃罪（79年刑法第151条 、97年刑法第264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79年刑法第159条、 97年刑法第291条）等等。
2、修正的传统罪名：即罪名有所变化，但其所反映的具体犯罪的实质内容未发生变化。如97年刑法第233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与79年刑法第133条的过失杀人罪，其罪名虽殊，但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过失杀人”中的“杀人”两字隐含着故意的心理态度，不能确切地反映本罪的主观特征，容易引起误解。而“过失致人死亡”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因而也更科学、更准确。
3、非完全保留的传统罪名：即97年刑法与79年刑法所规定的罪名虽然一致或者基本一致，但其实质内容发生重大变化。这里存在四种情况：
第一、主体的变化。如79年刑法第158条与97年刑法第290条都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但前者较后者的主体为窄。前者仅限于“首要分子”，而后者则不仅包括“首要分子”，还包括“其他积极参加的”。又如79年刑法第147条与97年刑法第251条都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规定，但前者较后者的主体为宽。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后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第二、对象的变化。如97年刑法第276条的破坏生产经营罪与79年刑法第125条的破坏集体生产罪，应该说这二者的罪名基本是一致的，而事实上前者也正是根据后者发展而来。但二者在对象上明显有别，后者仅限于集体生产，而前者则不限于此。
第三、行为方式的变化。97年刑法第110条与79年刑法第97条都是间谍罪，然而在79年刑法中“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是反革命破坏罪的客观行为之一，不是间谍罪的内容，而97年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破坏罪，“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则成为间谍罪的客观行为之一 。
第四、多个因素的变化。即主体、对象或行为方式有多项发生变化。如97年刑法第279年刑法条与79年刑法第157条都是妨害公务罪，但二者在对象及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79年刑法中规定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方式是“暴力、威胁方法”；而在97年刑法中规定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工作人员”，且行为方式不限于“暴力、威胁”（指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所说的罪名有关内容的变化，并不包括法定刑的变化。
（二） 、第二层次分类之二，新罪名的分类（按渊源分类） 新罪名按其产生的渊源，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根据有关的补充规定、决定 而产生：97年刑法有很多这样的罪名，例如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新罪名，都来源于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新罪名来源于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有关毒品犯罪的罪名基本上都源于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2、根据其他经济、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有关刑事罚则（即附属刑法）而产生：如97年刑法第222条虚假广告罪，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7条虚假广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又如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比照刑法（指79年刑法）第178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原来一些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已变成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新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②从而确立了新的罪名。如223条串通投标罪、365条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罪以及计算机犯罪、证券犯罪等等，这些罪名也都是下文所说的实质意义上的纯正新罪名。
（三〕 、第二层次分类之三：新罪名的分类（按其所产生的方法分类）
新罪名按其所产生的方法可以作如下分类：
1、分解的新罪名：有两种情况，
其一，原有的罪名被分解成数个新罪名，被分解的罪名本身已不存在。如79年刑法的投机倒把罪，现已分解为非法经营罪、倒卖文物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新罪名，而投机倒把罪本身已不存在。又如流氓罪，现被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第237条第1款）、聚众斗殴罪（第292条）、寻衅滋事罪（第293条）、聚众淫乱罪（第301条）四个罪名,而流氓罪本身已不存在。
其二、原有的罪名被分解成数个罪名，被分解的罪名本身依然存在。如79年刑法的玩忽职守罪，现被分解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406条）、环境监管失职罪（第408条）、商检失职罪（第412条第2款）、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第413条第2款）等罪名，但玩忽职守罪本身还是存在的（第397条）。同样的情况还有诈骗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79年刑法的玩忽职守罪由于规定的过于笼统而被认为是三大“口袋罪”之一，99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客观上要求刑法条文，尤其是刑法分则条文要具体明确，分解玩忽职守罪也就顺理成章。但是，玩忽职守罪被分解以后，在97年刑法第397条仍然保留了玩忽职守罪的罪名，而更为遗憾的是，所保留的玩忽职守罪依然是个“口袋罪”，这不能不使人对该罪分解以后的效果产生疑问。
2、扩展的新罪名：即原有的刑法规范对此类行为有规定，但97年刑法为其确立了新的罪名，并在内容上有所扩充。如第191条的洗钱罪。早在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第四条就有关于掩饰、隐瞒毒品犯罪所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及其来源的规定，修订后的刑法将其规定为洗钱罪，并且其掩饰、隐瞒的对象已经不限于毒品犯罪，而是扩展到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3、聚合的新罪名：即在过去可以按刑法总则有关规定处理的行为，97年刑法将其聚合成一个新的罪名。如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该条规定：“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实施本章第102条、第103条、第104条、第105条规定之罪（即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笔者注）的”，构成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本罪来源于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3条。其实，刑法没有必要作此规定，更无必要单独规定一个新罪名，因为根据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上述行为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完全可以按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等犯罪的共犯来处理，根本不需要另设一个罪名。实际上，在97年刑法中类似的情况都未另设一个罪名，如156条的与走私通谋而提供便利的，还是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而按走私罪的共犯论处。
4、虚置的新罪名：即在97年刑法刑法中虽然确立了某个新罪名，但该罪名缺乏相应的法定刑，从而使其成为虚置状态。这是指第155条第（3）项的走私固体废物罪。在97年的刑法中，走私固体废物罪是与间接走私并列的一种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其确立了一个新罪名。按照刑法第155条的规定，走私固体废物的，依照走私罪一节的有关规定处罚。但是由于固体废物不是毒品、武器弹药、珍贵动物、淫秽物品等特定物品，故不能按刑法第151条、第152条规定处罚；同时固体废物没有应缴税额的问题，故不能按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处罚。以至形成无法对该罪判处刑罚的局面，从而造成该罪名的虚置。
（四）、第二层次分类之四：新罪名的分类（按其内容分类）
